陈建国看来,那7个乡亲会选择喝农药,他并不意外。

   在陈建国看来,那7个乡亲会选择喝农药,他并不意外。

  7月28日,国家信访局公布了“访民报社门口集体喝农药”事件调查结果,目前涉事地泗洪县县委书记、泗洪县常务副县长等14名相关责任人被处以党纪政纪处分。另据北京警方消息,7名喝农药上访人员身体已无大碍,目前均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至此,这一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似乎尘埃落定。

  但为这7名访民整理申诉书的陈建国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仅仅对官员处分是不够的,村民们应该尽快得到合法的赔偿。”

  他说,7月18日,江苏省委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后,近期县领导将与村民协商拆迁事宜。

  62岁的陈建国曾经是泗洪县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12年退休。这个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官员”身份,也因为家乡的拆迁事件,使其成为了一个无法驱赶的噩梦。如今,他与老伴一起租住在南京郊区一处小区内。“我无家可归啊,我泗洪的家被他们强拆掉了。”说到这时,陈建国猛地提高了嗓门,难掩内心的愤懑和激动,“我成了流民了。”

  “这在我意料之中。”7月16日下午,曾经的上访户和“钉子户”陈建国谈及7名老乡自杀时说。

  而谈及北京警方对7人刑拘,他觉得并不合理,“他们也是走投无路才选择自杀吸引关注,并不是寻衅滋事。”他对澎湃新闻说。

  两次改变命运的拆迁

  陈建国与老伴一起,现在租住在南京市麒麟门附近的一家90平米的房子内。2006年和2008年的两次拆迁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走上了上访之路。

  2006年,居住在泗洪县供销总社的陈建国接到了拆迁通知,作为政府工作人员,陈建国还曾主动配合拆迁办工作人员,要求他们来丈量房屋尺寸,但无人前来。最终丈量工作还是由拆迁办的会计来完成的。在补偿标准的沟通中,拆迁办承诺按照国家的法定标准进行赔付,因此,陈建国爽快地与拆迁办签订了协议。

  但是,最后的补偿标准出来竟然是每平方350元,陈建国110多平米的房子最后拿到手的只有7万多元,这其中还包括了他因主动配合拆迁而得的奖励款。

  陈建国说,因为此事,他一直与有关部门沟通。为此,他还在县委大会上被点名通报批评,上了“交保黑名单”——这是一个外地人不太了解,但泗洪当地人非常熟悉的词汇,意思是,凡是上钩了该名单的人,都会把其姓名上交到单位领导那里,这个人且必须保证答应拆迁,否则单位去领人,让其一直“接受教育”。

  2007年9月,陈建国爱人所住的劳动技校集资房也要拆迁。当时,陈建国夫妇因为女儿怀孕而留在南京照顾其生活。2008年2月,夫妇二人回到泗洪,发现房子已被当做“无主房”而要被拆。由于双方就拆迁补偿问题沟通未果,陈建国夫妇一直未与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拆迁的正常进行。夫妇二人不仅要面临着断水、断电、断电话的困境,每天还要经受各种重型机械施工的干扰。

  陈建国向记者描述,拆迁办每天砸墙的时候,“整栋楼都在晃动”。他的父亲因为惊吓而全身发抖,陈建国自己也因此患上了心脏病、脑梗塞。最后,在一次趁着他送父亲去医院看病时候,他家的房子被突击拆掉了。

  据陈建国描述,拆迁现场,当时来了几百名社会人士、城管队员及拆迁办工作人员。他们夫妇报了警,警察却告诉他们“这是政府行为,警察也无权干涉”。此次拆迁因双方没签订协议,夫妇二人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补偿款。

  “黑屋”经历,坚定了“第一上访钉子户”

  经历两次拆迁事件,再加上与泗洪县委县政府无法沟通,陈建国开始了自己的维权之路。8年时间内,他先后提出诉讼、举报、申诉100多次。他对澎湃新闻笑称自己已是江苏泗洪县的“第一上访钉子户”。

  2008年4月,陈建国以欺诈与暴力拆迁两项事由,将泗洪县政府告上法庭。不过,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强拆主体是泗洪县建设局,而将案件转移到了泗洪县法院。法院最终判定建设局因行政违法而败诉。

  但是因为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双方再次谈崩,判决的结果也始终未执行。

  陈建国表示,拆迁办始终坚持赔偿15万元,远远达不到自己的标准。而更令陈建国气愤的是拆迁办工作人员竟然说“你不是会告状吗,你去告啊”。之后,陈建国决定去北京上访。

  200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陈建国去了国家信访局、建设部反映情况。泗洪信访局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答应1个月内给他答复。然而,陈建国等了3个月,并未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2009年9月,陈建国与其他四名上访人员再一次前往北京。

  刚到北京,陈建国一行便被“截访”人员拦住,当天晚上他们便被送回了泗洪。随后,他们便被关进了“黑屋”。

  据陈建国介绍,他在“黑屋”里面关了24天。

  在这期间,他被一群“社会人士”轮流看管,并遭受了各种折磨。他说,自己两次休克,而每天只能吃仅有20几粒米的汤饭。在被放出之前,与陈建国一同被关的上访人员,都被要求写悔过书、保证书。意思是,保证之后不再去北京上访。

  陈建国告诉记者,这段经历更加坚定了上访的决心,也明确了自己的诉求,“相关人员必须得到惩处,自己的损失要得到赔偿”。

  出来之后,陈建国开始联系媒体,希望通过媒体渠道让事件得到关注。国家信访局派出的调查组也来到泗洪。

  《南方周末》曾对此事报道称,“访民江献兰被居委会干部拦住,她以为又要关学习班,却被硬塞给一万块钱。不少泗洪访民在今年5月有类似经历。原因都一样:中央和省里的调查组要来了。”而陈建国拒绝接受这种“补偿”。

  在之后的上访中,陈建国认识了7月16日在北京服农药自杀的那几位上访的泗洪老乡。

  去年即有兆头,“要在北京搞一些活动”

  对于7名上访人员服农药自杀事件,陈建国向澎湃新闻表示,“我并不感到意外”。他说,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也是到了没办法的地步”。

  2013年在北京的时候,由于他们反映的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中的上访人员中已经有人酝酿这种自杀的想法了。当时,也有人表示,“要在北京搞一些活动”。

  据陈建国回忆,他们这批上访人员原本有16名,都是从农村来的,人很老实,文化水平不高,家庭条件也不好,连申诉书都是他来整理的。

  2013年,他们去北京上访。之后,平均每两个月就要去一次北京反映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陈建国与这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在出事之前,陈建国已经“发觉了苗头”。他经常劝这些人:国家的法治会一点点进步,你们要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而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已经等不了了”。

  陈建国28日晚对澎湃新闻说,是否继续上访申诉,要看近期县领导跟村民协商拆迁事宜结果如何。7月16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陈建国曾表示,他还会继续进行上访、申诉,他说自己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纪委、江苏省人民法院递交了相关诉讼和举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