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卖艺时,李大鹏会把判决结果挂在胸前

在卖艺时,李大鹏会把判决结果挂在胸前

早晨收拾停当后,李大鹏准备前往地铁卖艺

早晨收拾停当后,李大鹏准备前往地铁卖艺

虽然曾被报道拥有两套房产,李大鹏实际的租住地在一片棚户区里

虽然曾被报道拥有两套房产,李大鹏实际的租住地在一片棚户区里

只有在卖艺时,李大鹏才会换上破旧的衣服

只有在卖艺时,李大鹏才会换上破旧的衣服

  李大鹏(化名)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自己在地铁车厢内的行为不是乞讨,而是卖艺。

  在外人看来,李大鹏和地铁内的其他乞讨人员没什么区别,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早就把尊严弃掷在地上,摔个粉碎,然而李大鹏似乎一直把尊严轻轻捧在手心。

  去年有媒体报道李大鹏“装瘸乞讨,月入过万,在北京拥有两套房”,租住在不到10平方米陋室中的李大鹏无法接受其中失实的部分,他决定打一场官司。4个月前,地铁卖艺人李大鹏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法院一审判决李大鹏获赔5000元。

  在一些乞讨者眼中,自尊心强的李大鹏也还有着蛮横的一面,说他长期垄断5号线,把其他的乞讨者赶走。而李大鹏却解释,他维护了5号线的秩序,给这个“江湖”立了“规矩”。他对这个圈子内的人充满了不屑,认为其中有太多好吃懒做的人。李大鹏想再多攒点钱,离开这个圈子。

  胜诉的官司

  4月13日上午10点,李大鹏又准时地出现在地铁车厢内,开始“卖艺工作”,只是他的行头和开场白与众不同。脖子上挂着一份法院判决书复印件,李大鹏念起已经无数次读过的判决结果,一些乘客被吸引住了,凝视着他胸前的那纸法律文书。

  就在4个月前,李大鹏打赢了和一家媒体的官司。这家媒体报道了地铁乞讨人员的现象,李大鹏是重点报道对象之一,报道称李大鹏“装瘸乞讨,月入过万,在北京购买了两套房产”。

  李大鹏的朋友老孙看到了那档节目的视频,并电话告知了他。随后多日,李大鹏耳边偶尔传来乘客的嘟囔,“就他,两套房”,他甚至成了站内保洁和站外摩的司机口中的“传奇人物”。

  最先感受到的影响来自于收入,李大鹏说他平日里早晨10点开工,晚上6点“下班”,正常一天可以挣100多元,如果晚上“加班”到夜晚11点左右,一天的收入多则300元,少则200多元。

  节目播出之后,大鹏估算,正月十五是节日,按惯例一天能挣五六百,但那天他只挣到了120元。“气得我晚上也不加班了,有时候我都戴着口罩,怕被人认出来。”

  李大鹏请不起律师,他自己将媒体告到了法院。李大鹏诉称,2015年2月27日,这家媒体报道他在地铁内装瘸乞讨,月收入上万,且在北京有两套住房,这些均为不实消息。同时,该节目虽经视频模糊处理,但仍可以看得出是他本人。

  李大鹏认为,被告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他提出了公开赔礼道歉,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5万元。 被告辩称,栏目中进行了视频模糊处理,并未涉及乞讨人员真实身份及姓名等信息,仅以“李某”代称,因此相关报道并未导致社会评价降低。

  受理法院前往房管部门进行调查,发现李大鹏在北京没有房屋登记信息。法院认定,媒体关于李大鹏“在北京买下两套住房”的说法,属于新闻内容失实,故法院认定媒体侵权,需向李大鹏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

  “卖艺不等于乞讨”

  “我这像是有两套房的吗?”李大鹏如今住在南城的一片棚户区的二楼,房间不足10平方米,房租每个月700元。屋内堆满了各类杂物和家具,做饭只能在二楼过道中,过道空间局促,一个身材苗条的人才能从容通过。

  “报道说我是乞讨,我怎么能是乞讨?”李大鹏绷着脸,纠正着报道中使用的词语。他认为自己是卖艺者,在他的“字典”中,乞讨是主动向别人要钱,而自己从不这样做,他通常是唱着歌曲在车厢内来来回回,“我这叫‘卖艺’,我给大家唱歌,大家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不给。”

  那极强的自尊心没法平息下来,李大鹏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篇对自己的报道,开始了逐条批驳。

  “他们说我是假装残疾,我是二级视力残疾,有正规的残疾证。”李大鹏说,由于视神经萎缩,眼前一片模糊,在地铁车辆启动和停止之时,自己很可能在惯性的作用下前倾摔倒,所以他选择坐在地上,一手拿着放钱的纸箱,一手撑地,用屁股蹭着地面向前挪动。他还强调,自己手持的是盲人棍,而不是拐杖。

  李大鹏还算着一笔账,报道中说他一天能挣300元,一个月收入过万。“他们会不会数数,一天就算我300元,一个月我也才9000元,怎么过万?”李大鹏说,自己平常一天挣100多元,每天晚上加班到11点,一天才能挣200多元到300元。自己有时身体不适会休息,或者不加班,一个月根本到不了一万元。

  最近李大鹏得到消息,被告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他有些不解。“这明摆着的事,他们还上诉什么劲?”

  为了生活而低头

  为了挽回自己的自尊,李大鹏起诉了媒体并胜诉,然而在命运面前,李大鹏还是得低头。

  “盲人是残疾人中最惨的,一辈子只能干三件事,一是算命,二是按摩,还有就是现在我干这行了。”李大鹏父母早亡,他本想成为一名按摩师,1995年,24岁的他眼睛发病,成为了二级盲人,一个月领着100多元的低保。经过了10年的困苦生活,无儿无女的他学了按摩手艺,2005年他从黑龙江来到北京闯荡。

  由于没有按摩资格证,李大鹏找不到工作。心灰意冷的李大鹏在地铁里“晃悠”的时候,发现车厢内的乞讨人员一拨接一拨,“有唱歌的,有抱孩子的”。

  李大鹏心想着,这应该是个不错的谋生方式。

  “头几个月特不好意思。”李大鹏抹不开面子张嘴要钱,他在地铁内徘徊了好一段时间。总归抵不过生计的需要,李大鹏心一横,在地铁里亮开了自己的嗓门。

  他唱过《铁窗泪》、《打工谣》等一类歌曲,后来每天跟着录音机的同期声哼唱《大悲咒》。李大鹏眼不好使,起初跟着几个认识的老头老太太搭档卖艺,李大鹏在地铁里唱歌,搭档在前面牵着他的手,每天得到的钱对半平分。“后来人家都学会了,都单干了。”

  在此期间,李大鹏离过两次婚,他认为第二个妻子在利用自己,只是看重钱财,便选择了分开。

  四年前,李大鹏认识了如今每日陪在身边的“大姐”,“大姐”此前跟随亲戚来北京谋生。两人好上后,“大姐”照顾着李大鹏的生活。每天扶着他进出地铁站,给他做饭。李大鹏在车厢内卖艺的时候,“大姐”便在车厢另一边等他,拿着水和干粮。

  一天的工作结束,李大鹏在“大姐”的帮助下换衣,他执拗地换上干净利索的衣服出站。在非工作时间,他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邋遢。案子最后一天开庭时,李大鹏穿着一套西服去了法院,这是他最贵的一套衣服,是结婚时花2000多元买的。

  霸道与规矩

  李大鹏觉得媒体的报道让他脸上无光,是因为5号线是他的“专线”,这让他在乘客眼中的辨识度很高,媒体只要提起5号线的卖艺人,那十之八九就是指李大鹏。

  但在一些乞讨者眼中,李大鹏就是5号线一霸,他蛮横地进行着垄断,不允许他人在此乞讨。

  李大鹏听说了这些对自己的评价,他完全无法认同,提高声调做着反驳。“我这是用生命在保护5号线呀,我生是5号线的人,死是5号线的鬼。”

  李大鹏觉得,自己像是5号线上的“秩序维护者”,正因为他的存在,减少了乞讨者的数量。他只允许老孙(化名)等少数几个朋友在5号线卖艺。

  “打老多仗了。”这些年里,李大鹏不时需要用更激烈的举动维护自己的规则。一旦出现陌生面孔,李大鹏第一次先“教育”,第二次就直接上手。几个省份的群体企图进入5号线活动,在李大鹏这里碰了“钉子”。

  李大鹏也挨过打,一次一名乞讨者拎着粗大的枣木棍子,抡在了他的脑袋上。“木棍打下去,折成好几节呀。”但李大鹏还是反败为胜,他一手揪住对方的耳朵,一手抓着手腕,用牙咬了下去。

  乞讨者落荒而逃,掉了自己的行头,李大鹏捡起来看了看。“他的残疾证是假的。”第二天,再进地铁时,一根不锈钢管背在了李大鹏的身后。

  抱小孩乞讨的妇女也和李大鹏结过梁子,“她们不敢动我,就欺负‘大姐’。”一天几个妇女将“大姐”拿着的拐棍抢跑了,李大鹏听说,这些都成了那几个人在其他地铁线路吹嘘的资本。曾经有三个妇女的男人来找李大鹏报复,“大姐”见状赶紧找到了地铁的安保人员,这才让李大鹏逃过一劫。

  李大鹏认为这些“来犯者”多是胆小的,而凭着火拼的那股狠劲,自己在5号线站稳了脚跟,他说自己秉持的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不去其他的线路乞讨,也不允许其他人来5号线乞讨。

  李大鹏也听说过,故宫后门乞讨的残疾人一天就挣2000元,但心中并没眼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当然,为了所谓的“规矩”,李大鹏没少被拘留。

  对圈内人的不屑“我要是眼睛好,在老家一个月能挣1000元,也不来干这个呀。”李大鹏时常畅想自己如果是个正常人,一定不会进入这个行当。所以他对身体健全却假装残疾的乞讨人员格外不屑。“这种人,我见一个打一个。”

  李大鹏还曾被其他乞讨者举报过,他记得有个人写信举报,称他是老大,在地铁里收保护费。李大鹏否认了指控,指责举报者装瘸,安假肢。“他们拄着拐棍装瘸,闭上眼睛装瞎。我最烦他们。”

  “我不跟他们联系。”李大鹏觉得自己超然独立于这个圈子,在他眼中,大部分乞讨者没几个能干的,他们好吃懒做,到处借钱赌博,有的乞讨者一个月只工作10天。“大张从正月去过地铁一次,到现在两个月没来。他们一年也就干100天,天天赌。”

  小熊曾经和李大鹏关系很好,两人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人举报李大鹏的事,也是小熊给李大鹏透露的口信。但后来,李大鹏发现小熊天天赌博,两人的交情也就慢慢淡了下来。

  不过有些人的才艺还是得到了李大鹏的肯定,“老孙的高音唱得好,他肯定学过,我开玩笑说他可以去星光大道。”李大鹏发现老孙最近勤快了,因为他有了个女友,两人相差近20岁。老孙挣来的钱都花在女友身上,女友手机也换了,首饰也戴上了。

  李大鹏纳闷老孙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儿子留点积蓄,老孙回复他:“啥?给他?那我呢?一分也不给!”李大鹏摇着头,没法认同老孙在生活中的态度。

  李大鹏把更多的赞许留给了自己,他认为自己是个“劳模”,不断进行着付出。他也没忘了曾经失败的按摩生意,还想着可以东山再起。

  有人看见那纸判决书,佩服李大鹏的勇气,递上张百元大钞,而音箱里还放着那首单曲循环的《大悲咒》。

  尽管曾表示“是用生命在保护5号线”,但李大鹏琢磨着,无论是卖艺还是乞讨,地铁的管理总会越来越严。到那时,他就打算按下音箱的“停止键”,离开北京。用那些积攒自5号线上的积蓄,开办一个属于自己的门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