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桐生

　　1930年生，攸县皇图岭镇麻城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6月

　　所在部队：志愿军38军112师336团一营3连

　　老人的家不难找，和邻居相比，他家的房子格外醒目：一片白墙红瓦中，他家的外墙裸露着，由于风雨侵蚀，墙体已变得黎黑。

　　2003年，记者找到老人时，他正在门口自制蜂窝煤，光着脊梁，打着赤脚，沾满了煤黑。他门牙缺了几颗，牙齿快掉光了。老花镜少了只脚，就用铁丝穿着挂在耳朵上，看得出来，铁丝早已生锈了。

　　因早年建房，家里欠了金融部门一些钱，到期无力偿还。2004年，对方催还款很急，说要将颜家唯一的母猪赶去抵债。颜桐生弟弟介绍，哥哥当时很绝望（母猪一年产数只猪仔，每只可卖七八百元，是当时颜家主要经济收入），即在2004年6月19日独自跑到村子河边，整整喝下一大瓶农药自杀身亡，死时很痛苦，“手指抓地，把身边的草都扒光了。”

　　我本来已参加了工作，在区里给区长当通讯员。但我还是决定去当兵。父母不让我报名，我记得那是195l年农历三月，一天我在田埂上种豆子，种一阵后，丢下粪箕，独自去乡政府报名，验兵时身高不够，踮着脚才通过的。那时不只我一个积极性很大，都是横下一条心，刀放在脖子上也阻挠不了的。

　　我是1952年9月去的朝鲜，进朝鲜后行军一个月零3天，到达三八线附近驻扎。都是夜晚行军，特别艰难。有天晚上，向导是个特务，带着我部爬山涉水绕圈子，天亮时特务跑了，我们又回到了原地。那晚下大雨，天气又很冷，很多人得感冒。我们几个人伴着老百姓的一条黄牛取暖睡觉。我们班一个战士把扛在肩上的一包粮食扔丢了。以后一个班12人就靠我带的七八斤小米吃了3天，每人每天约二两小米，熬一锅稀粥喝下。

　　10月中旬，我们师攻击三九四点八高地。我们营是尖刀营，是部队开路先锋。悄悄接近高地后，没有发现敌人，原来部队一个文化教员做了叛徒，泄了密，我们刚到高地，就有敌机来轰炸，地面还有火炮向山头猛烈炮击。又有大批敌军向山头进攻，幸有其他部队在地面反击，付出很大伤亡，我们才撤出高地。全营兵力损失一半，我们班12人，只剩下5个，还有3人受伤。后来在东海岸又打了两次仗。

　　我是1953年10月回国的。1957年复员时，部队首长向我们宣布了一条纪律，就是回家不准谈论战场情况，具体规定哪些可讲，哪些不可讲，不晓得现在可不可以讲了。

　　我的身体还好，就是暗病（老人不愿意讲，他老伴告诉记者说，是生殖器发肿，肿起来又痒又痛，抓烂后流脓流血，走起路来一垮一垮的。这种病当地方言叫“烂吊坨”。）把我缠了一生。最早发病是1953年在前线的坑道里，开始不好意思说，后来加重了才接受治疗。这几十年来都没有好过。1960年，病又发了一次，痛得不得了，乡里的干部帮着说话，县民政局每年给我50元让我治疗，给了5年，以后就再没给过。

　　邓三元

　　1933年生，皇图岭镇新联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3月

　　所在部队：不详

　　2003年，记者去老邓家的路上，正是“芒种”时节。田垄两旁的稻田里，处处是埋首插秧的农人身影。有母亲带着孩子采摘鱼腥草。小河蜿蜒而下，水流湍急，许是前些天下雨，河水有些浑，有人正用电网捕鱼。

　　到老邓家时，老邓不在，上山干活去了。下了好几天雨，好不容易停了，红薯地得翻翻土透下气了。据说老邓很能吃苦，从家里到镇上近六七公里，他天天挑菜到镇里卖，走到镇上时天还刚蒙蒙亮。

　　老邓是个感情细腻的人。除了军功章等外，他居然保留了一本相册，都是当年战友的照片，厚厚的。也许很久都没人翻动了，有些灰尘，老邓一页页轻轻翻过，手有些抖，那段令人激动的岁月仿佛又回来了。

　　2012年农历二月二十八，邓三元因脑溢血去世，终年79岁。去世前两年，七十多岁的老人依旧挑着菜，步行一小时到镇里卖。他脑溢血的病因，是一次挑菜时摔了一跤，撞到了头。

　　老人葬在村子附近山头上，丧事办得隆重，送葬、哀乐、吃饭、工钱，总共花了4万多元。

　　十多年前，孙子想去当兵。当时老邓拦着，死活不同意，说当兵太苦、太残忍。“他是后勤兵，常从死人堆里背人去埋，哪知道今天当兵这么轻松。”邓的儿子说。

　　我18岁去朝鲜。我们这个团本来是去沈阳，学开汽车，忽然接到命令，前线要兵员，就转而去前线打仗。到了丹东，首长向上级反映说：我们这批兵没受过军事训练，个子矮，不适合上前线。这样我们就成了后勤兵。

　　虽然不打仗，但我们部队也经常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有一天晚上美军飞机来了，我卧在一小山包上，按常识躲避飞机轰炸必须卧在低处。我发觉后，迅速滚了下来，恰在此时，原处一颗炸弹爆炸了。好险呀！最危险的一次是，战友晚上点蜡烛，忘了关窗户，被敌机发现，飞过来投炸弹，结果炸弹就在两三米外爆炸，差点就报废了。

　　当时朝鲜男人少，女人多。部队纪律规定，有通奸行为的，关3天禁闭；犯强奸罪的，枪毙。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常有老百姓来讨吃的。部队首长曾号召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捐给他们。给他们半块肥皂，就很高兴了。

　　其实有段时间，部队也很困难，没青菜吃，很多人得了色盲症，什么都看不见，晚上行军只能手牵手地走。

　　我在朝鲜有过两次伤害，一次扛货太重压伤了腰，一次背货仰天跌了一跤，背部受了伤。我复员时，连长对我说：小邓呀，你也受了两次伤，我给你办个残疾证，回家可以得到一些补助金。那时军中传闻，残废军人名声不好听，既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对象。我就谢绝了连长好意。结果回家后腰伤背伤经常发作，一发作就下不了床，把我折磨得好苦。伤发了又没钱治，更谈不上住院，只花几角钱请郎中抓几把草药敷一敷伤痛处，停了痛便要坚持出集体工。

　　我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回家，在大队当过民兵营长、治保主任、支部委员，当了二三十年基层干部。我们这些人从抗美援朝到现在算是吃足了苦，每个人大体上都如此。要说意见的话就是补助金太少了，一个月才55块（2003年），抵得几包烟钱。你们记者来采访我，我表示感谢，但你们要向上级反映我们的苦楚，不这样，这采访就没有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