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北京大兴摔死女童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韩磊（前）、李明接受庭审。

　　现场

　　出碧海公园东门，往南走50米就是北京大兴旧宫镇的科技路公交站。这是个小站，只有524和729两路公交车经停，再往南几百米就到了旧宫医院。沿街两边，各色店面的花色招牌次第排开，以小吃店为主。晋舫莜面村是距离公交站最近的饭馆，店面和公交站之间那一小块空地，夏日的夜间就被用来经营露天烧烤摊，店家不仅摆上了桌椅，还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监控范围刚好延伸到公交站牌。

　　7月23日晚上，小含(化名)和妈妈出现在摄像头画面里是20点51分52秒，这个年仅2岁10个月的小姑娘坐在婴儿车里，妈妈推着她过来，在站牌前停下。在警方的调查笔录里，小含的妈妈回忆说，她们19点多到的碧海公园，玩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接下来打算去物美超市。两者相距大约六七百米，走过去不算太远，之所以停下来，小含的妈妈说，是因为女儿看到站台突然提议要坐公交车。从科技站上车，729路坐两站，在庑殿路南口下，往前走一点就到超市了。

　　20点52分16秒，母女俩停在站台不过十几秒，一辆白色的现代轿车从北往南出现在监控画面里，车速很慢，车头朝着婴儿车的方向逐渐停下，车门打开，坐在副驾驶上的男性下了车，他就是韩磊。韩磊走向婴儿车旁的母亲，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摄像头并不能还原，监控画面里没有声音。只能通过画面看见，他们刚交涉了一会儿，婴儿车动了一下，现场情况突变，韩磊突然动手打了小含的妈妈，两人扭打倒地。他们的动静惊动了小吃摊和过路的人，有人过来劝架，白色轿车里驾驶座的人也开门下车走了过去，就是李明。韩磊先站了起来，20点53分25秒，他冲向旁边的婴儿车，站在车头的正前方，双手抓起里面的孩子，齐胸高举过头，猛地摔向地面。

　　悲剧不过眨眼之间，韩磊的动作很连贯，没有半点犹疑，周围的人也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孩子被摔在地上后，画面里才有人反应过来，将韩磊从婴儿车旁拉扯到人行道一侧，李明则迅速回到了车上，他启动了汽车，虽然更多人围了过来，但韩磊还是拨开试图阻拦他的人，大步冲到了车旁边，拉开车门坐了上去，车子加速开走，时间刚好是20点54分整。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目击者们陆续拨打了报警电话。最早报警的是刘裕，他作证说看到韩磊打人和摔孩子。“小女孩当时就不动了，我就过去推那个男的，跟他说别打孩子啊，这个男的就跟我说让我别管，还说要拿刀捅我，我就回头看那个孩子什么样了，那个男的直接上车后就准备走，当时有路人要拦着这个男的不让他走，也没拦住，拦的人手还被划伤了。”受伤的是目击者杨金立，韩磊上车后，他为了拦车，“用力拽后车门”，但李明踩着油门加速开走，他的手被划伤，手指带血的照片也留在案卷里。

　　从小含和妈妈出现在画面里，到惨剧后韩磊逃离，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但是4位愿意作证的目击者，刘裕、杨金立、姜宏波和肖玉来，都没有看到这两分钟完整的经过，他们几乎都是从韩磊动手打人闹出动静，才留意到这场纷争的，他们试图劝架，但并没有成功。姜宏波看到的，也是韩磊对小含妈妈拳打脚踢，他作证说：“一个穿白上衣的男子把打人男子劝到了马路牙子上，然后我跟过去，对那打人男子说，干吗啊哥们儿，那名男子也没说话，又回去把那名女子踹倒在地，又走到婴儿车前，抓起孩子举起来狠狠一摔。”肖玉来记得“小女孩当时就不动了”，而小含妈妈呆坐在地上，“一直在哭”。姜宏波作证说：“孩子妈妈当时好像傻了，愣在原地，后来抱起孩子搂了半天，向周围群众哭喊说救救我们，大家都劝她赶紧带孩子去医院，她就抱着孩子向旧宫医院方向走了。”

　　聚会

　　科技路公交车站的对面，是一家叫天鑫龙的KTV。7月23日晚上，韩磊跟朋友们晚饭聚会后决定唱歌，地点是他选的，就是天鑫龙。

　　这天的饭局，并不是韩磊召集的，而是他的朋友韩洪刚，地点在旧宫镇人民大食堂二楼的一个包间里。陆续来了八九个人，有彼此熟识的，也有素未谋面的，韩磊和李明就是第一次见面，直到被警察抓捕归案，韩磊都只知道对方叫“民哥”。他们推杯换盏，白酒杂着啤酒，天南海北聊着，饭后走了一两个，剩下的还意犹未尽。韩洪刚提议去歌厅，还给李明的妻子打了电话，说李明要晚点回去，李明住在海淀，离大兴远。他们下楼后，共有两辆车，韩洪刚和几个人在头一辆，李明开着另一辆，韩磊坐在他车上。这个场景，跟韩磊的描述一致，“我是最后一个下楼的，下楼后只看见那个‘民哥’在，他开着一辆白色现代轿车，在车上招呼我说上车吧”。

　　这样的聚会，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并不稀奇。不过，对39岁的韩磊而言，却是2012年10月5日出狱后才有机会翻开的新篇章。从22岁开始，韩磊就在坐牢。1996年，他和两名同伴一起偷盗了一辆轿车，转手卖了3.2万元，但这辆车经评估，涉案价值高达41万元，那一年刚好赶上北京“严打”，一审判决下来，同案的三个人，最轻的也判了15年，韩磊是无期徒刑，他没有上诉。这不是韩磊第一次犯事，1988年，14岁的韩磊因为偷窃自行车被抓了现行，被行政拘留，还上过一阵工读学校。1992年，他又因为在公交车上跟人打架，被行政拘留。这样的演变，似乎应验了父亲很早的隐忧：“韩磊自小主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我当时支援三线建设，十几年不在家，1982年才回北京，那时韩磊已经8岁了，我回来就发现他性格不是很好，脾气暴躁。但那时我再想通过教育改变他的性格已经晚了，怎么都教育不过来。”

　　韩磊是在大兴东高地成长起来的航天部的职工子弟，以前住在东高地小区，三角地小区80年代中期修好后，才搬了过去，这些陆续拆建的房子，是航天部用于改善职工家属待遇的，没有房产证，只能自住，不能买卖。韩磊的父母没有权势，只是最普通的工人，老老实实工作了一辈子，唯一指望就是他们的两个孩子，韩磊和他的姐姐，结果却不遂人意。其实除了性格上暴躁，韩磊也显露过文学上的某些才华，1992年他从航天部职高毕业，在光明日报社一个下属单位找到了一份校对的工作，其间以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小说，据说当时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找到韩磊的母亲，让她凑两三万元帮韩磊出版。那个年代这笔钱是个天文数字，韩磊的母亲对于这事也将信将疑。倒是“发小”张国新对韩磊的才华深信不疑，他告诉本刊记者，“韩磊骨子里就是喜欢那些书啊、古典文学什么的，他从小学书法、学诗词，特别喜欢诗词，他研究诗词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字典不够完善，很多韵律的书都很陈旧，动了自己编字典的念头。我记得他从1994年就开始编字典了，那还是他进监狱之前，当时看到他家里的《辞海》都快被他翻烂了。”

　　这份校对的工作，韩磊只做到1994年就辞职了。在家里闲了两年多后，终于闲出了事，撞上了无期判决。他为什么会伙同别人去偷车？张国新也想不明白，站在好朋友的立场，他甚至愿意善意地猜测，“是不是为了出书的钱？”同一个时期，韩磊的母亲记得，儿子突然添置的东西包括：一把价值4000元的红木古琴，陈致平的《中国通史》一套10本、《古琴曲集》、《三希堂法帖》、《词律词典》、《古今花鸟画范》等等。在服刑时与韩磊结识的张振也告诉本刊记者：“韩磊看书比较偏，他首先喜欢看‘文革’史，还有民俗史，关于饮食起居、文化服饰的东西他很感兴趣。那时候我们在监狱订杂志、报纸，看的都是《十月》、《钟山》、《当代》、《莽原》，韩磊在监狱里从2007年开始动笔写《昔我往矣》的小说，那时候我出狱了，他时不时地还发一两章他写的小说给我看。”

　　1999年1月，韩磊第一次获得减刑，从无期变成有期徒刑20年。这算是绝望中的一点光亮。虽然在监狱里试图自杀过好几次，虽然2003年因为未经主管队长允许，闯入亲情电话室拨打电话，辱骂殴打了试图制止他的民警，被加刑一年，但得知获得自考文凭可以减刑之后，韩磊开始了另一种努力，从2004年开始，每年的两次自考，他都会报名参加，他修完了数十门课程，拿到了新闻学自考大专文凭，累计获得了7年零1个月的减刑，2012年10月5日刑满释放。

　　出狱那天，张国新和几个朋友去接的他。他对本刊记者回忆，“一共开了4辆车”。“十几年没见他，进去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现在都是快40岁的中年人了。我当时看到韩磊坐在车里，眼睛直直的，都显得有点迟钝了。这个世界眼花缭乱的，他早就不熟悉了。我们去饭店吃饭，他连饭店大门都不会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