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选择：保军、转民、军民结合

　　第三次选择是改革开放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历史性判断，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由于国防战略的调整，军品任务陡降，航空工业适应国家战略调整，积极走“军转民、内转外”的道路，开发了系列民品，度过了生存危机。但一度百花齐放、红火景气的民品产业，在市场竞争加剧后因体制机制原因纷纷败下阵来。

　　航空工业军转民所经历的阵痛，人们至今记忆犹新。1985年左右，军品订货突然大幅下降。军工企业纷纷找米下锅，千军万马下海捞鱼，抓着什么是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民品遍地开花又先后衰落。在航空工业内部，“三代民品的兴衰”始终是人们回味军转民的话题。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新时期。1993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成立，拉开了中国航空工业向企业化运作转变的序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乎每一届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上任，都把结构调整作为第一项任务提出来，但都难以奏效。在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翻牌性行政公司、政府主管部门。在产权不明、政企不分、权责不明、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良好的改革愿望不可能实现。

　　而下面企业的情况是：一项任务，大家都去争。如果争到手，人手就不够用；没争到手，就显得人多养不了，大家没饭吃。因为企业各自独立核算，集团要调配很难。

　　内部竞争是多方面的。研究所跟工厂竞争，飞机厂跟飞机厂竞争。同时还有外部竞争。比如航天、兵器也都有搞航电的，相互打得更厉害。这种竞争，属于低端同构化竞争、同质化竞争。

　　1999年7月1日，为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机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中航一、二集团。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军工产业正在政府主导下，进入重组整合的变革转型期。其50个主要军工供应商，合并成了5个高度集中的跨军种、跨平台的主承包商，形成了强大的集成研发实力和整体竞争优势。

　　人家重组整合，我们却一分为二，这在当时就有争议。对此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正是通过中航一、二集团分开，才进一步打破了过去航空工业部那种行政管理体制，促进了整个航空工业的市场化变革。这场变革中的磨难，把企业逼向改革，脱胎换骨。但是另一方面，两个集团分立，实质上是中国航空工业内部的竞争，没有一致对外，形成合力，这和世界军工产业大整合、大转型的趋势是背离的。

　　第四次选择：装备发展与体制机制创新两手抓

　　第四次选择发生在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后。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的积淀和积累，中国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快步跃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炸馆事件炸醒了中国人：仅仅发展经济并不能保证不受人欺负，即使成为富国也不一定是强国，也不一定在世界上拥有重要话语权。

　　从那时候开始，中国重视并大力发展军工产业和重点型号，国家投资研制一批先进装备，掀起了新一轮国防建设高潮。2008年之后，主要的航空工业资源集合于中航工业旗下，走“市场化改革、专业化整合、资本化运作、国际化开拓、产业化发展”之路，航空工业整体实力增长迅猛。但在重组、整合与资本化运作进程中，也存在军品上市、整体上市等深化改革重任，直到今天仍需攻坚克难。

　　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让中国航空工业人认识到：仅仅通过国家投资、项目拉动，还不能维持庞大的航空产业持久发展。国家不可能持续高强度投入军工产业（那样会像前苏联一样把国民经济拖垮）。要维持军工产业长久的市场竞争力，必须进行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

　　新组建的中航工业利用国家上项目的契机，在深化改革上做足文章，通过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航空产业真正走向资本市场，走向自主研发，探索中国特色的军工产业发展之路。

　　如果说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前三次选择，有的是被动无奈的选择，有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选择，那么第四次选择就是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的理性选择。这个战略选择刚刚破题，必须坚决做下去。套用一句名言：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中华民族航空强国的百年梦想，可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