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前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坚持国有企业的改革，打破垄断，进一步在金融、能源等领域贯彻新的36条，也就是让非公经济、民营经济进入这些领域，将在上半年制定这些细则。再早一天，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民营经济进入金融领域不存在明显的阻碍和限制。

　　在中国经济增长波段可能面临微妙切换的当下，包括相关部委在内的中国经济操盘手们，正在急切思考如何破解制约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约束瓶颈。如果说，从推行改革开放到“十一五”规划这三十二年间，决策层基于做大财富蛋糕主旨而偏好于经济增长可以视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亦即整体收益大于成本的一种次优选择的话，那么，在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迈上6万亿美元台阶且有较强的财力支撑的今天，若依然忽视经济领域有日渐膨胀趋势的系统性风险且不能找到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则中国经济短期内可能面临的难题是硬着陆，在中长期则将面对既有可能在失去原有比较优势又错过了培育竞争优势时间窗口的危险。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在未来10或20年的发展前景，已非投资、消费、出口如何排列组合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键领域改革的进展程度。

　　算起来，从提出经济转型口号至今已有16年之久，之所以迄今尚未取得令广大市场主体认可的实质性突破，既有可接受的客观原因，例如，为了因应国际金融危机而祭出浓厚凯恩斯主义色彩的经济刺激政策，事实上就是以暂停经济转型为代价的。但更多时候，是政府相关机构在扮演了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推手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经济转型的阻力。笔者曾经梳理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每年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点，并尝试着在年终时作些总结，发现真正能够完成的很少超过50%。不少关键领域的改革要点，往往是年复一年地口号式提出，但问题还是年复一年地累积。当然，这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发改委本身，而是在既有发展思维的刚性与政绩考核机制的约束下，在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各种既得利益的干扰下，不少治本的改革措施左右受掣肘。而在当下被称作既得利益的格局中，就包括握有巨大优势资源乃至政策资源的央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