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本不能仅从既得利益者内部的视角来考量，它需要走出“本位主义”。改革同样需要一场“成本核算”，这样的核算必须让公众作为主体更多地参与其中。

　　昨天，有两个关于“改革阻力”和“改革成本”的报道，值得评说。

　　一个是新华社的报道，温州车改因“大刀阔斧”备受关注，但高额“车补”是否涉嫌“变相福利”也引发一些质疑。温州市经信委某负责人坦言，人们对公车改革的期望值很高，但对大多数干部来说，毕竟公车象征一种待遇，用差异化的补偿，能“减少改革的阻力”。

　　第二个是，湖北武穴市教育局人员超编一倍左右，该教育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也为这种现象找到了理由——50岁的人退二线，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所以给他们发工资“也是改革的成本”。

　　表面看来，这些回应似乎并非毫无道理，甚至是“理直气壮”的。但凡改革，总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要想清除障碍、减少阻力，总是需要付出一些成本，这一点不容否认。但问题在于：这些成本的度该怎么拿捏，是不是付出再多都是“对应且必要”的？显然不是这样。

　　譬如公车改革，其整治目的就是重建公车与公车所用者的关系，祛除使用者过重的公车利益支配权，本就是要触动一些官员的既得利益，如果为了所谓“减少改革阻力”，付出了高于改革前的“成本”，这样的改革还“合算”吗？至于用“超编”来解决机关年龄结构老化，等于是用违法、违规行为来解决效率问题，即便目标达成，这样的“改革”也明显有些“蚀本”。

　　公车改革也好，单位超编治理也罢，最终都衍生出“改革成本”的托词，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本位主义”。革自己的命总是艰难的，改革牵涉到的是实际收益，倘若只是从当事者的角度言之，习惯了公车私用的官员，习惯了“退居二线”、不上班拿工资的职工，自然会缺少摒弃既得利益的气度和胸襟，难以催生出真正的诚意和勇气。如此之下，出现“理直气壮”的“必要成本说”也就顺理成章了。

　　改革成本究竟应该怎么算？显然，改革成本不能仅从既得利益者内部的视角来考量，它需要走出“本位主义”。道理很简单，改革成本是具有转移效应的。倘若改革过于注重减少内部压力、追求稳定，那么它必定会将改革压力转移给社会，从而让改革遭遇更多的阻力，令改革的整体成本变大。

　　具体到公车改革和超编治理上，为了当事者情绪稳定而高额车补、机构臃肿两倍以上，它看似减少了内部的阻力成本，却增加了纳税人为之付出的经济成本、社会对制度设计者的心理失望成本，乃至公车改革和超编治理被拖延的时间成本。相对于短期的、小圈子的稳定，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一些改革探索者异口同声的“必要成本”回应，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改革在进行，对改革阻力的认识要刷新，改革同样也需要一场“成本核算”，这样的核算必须让公众作为主体更多地参与其中。否则，当利益再分配，种种“必要成本”式的借口必会层出不穷。（新京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