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批判，这个问题在中国并没有根本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是模糊不清的。批评是受到肯定的，因为批评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建设性。批判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有一部分同样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建设性，还有一部分的出发点就是对抗，甚至政治对抗。如何对待这一部分声音和力量，中国社会非常缺少经验。

　　事实证明，让极端的批判者保持态度和表达方式的克制是困难的，这些人往往有把这样做的空间用尽、直至突破其边界的趋向，“为批判而批判”现象的出现是其必然结果之一。从西方社会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里的不同政治集团相互批判，而且越是政治批判，这种倾向越明显。西方社会里的各种批判很多，但它们的社会治理框架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极端批判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和维护，是中国政治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以前，这一追求被推向极致，达不到的时候就宁肯要它的虚假表面。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原则得以回归，思想解放逐渐促进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

　　中国一些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从对外学习中，把“对抗性批评”引入中国。必须指出，这些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正面作用，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中国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进展，大多是这些批评前仆后继积累的结果。中国取消收容制度、废除劳教制度，也是批评的大行其道之果。

　　与此同时，一些对抗性批评朝着对抗性批判的转化，带来了中国社会的一些不适感，甚至困惑。因为这些批判削弱了社会信心，引发或强化了社会对立，引导了一些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负面评价。最极端的批判者还鼓吹反宪法的政治方向，如取消中共的领导地位，不再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

　　中国能做到鼓励、接受并包容批评和批判，同时在政治上驾驭极端批判的负效果吗？显然我们不存在一个现成的框架实现这一切。成与不成都不取决于或不完全取决于一项设计，而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参与这个博弈的不光是中国内部力量，西方力量在这当中时隐时现，这增加了中国社会做这项政治判断的复杂性。

　　中国需要尖锐批评的存在，哪怕它们有时就是为了“对抗”，中国同时需要持续关注尖锐批评乃至“批判”出现后的国家政治安全。鱼和熊掌必须兼得，对这一原则的重大意义，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应该首先达成基本共识。

　　为实现这一目标，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它不能是各种舆论力量放任自流的“纯博弈”，必要的政治领导力不可缺席。第二，它的实现方式恐怕要探索、创新，它既不能是回到过去传统式的，也不能是西方式的。中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依法进行批判，恐怕是第一原则。谣言和反宪法言论都应首先受到打击和限制。

　　批评的活跃是社会活力的一个方面，保持它的整体建设性，是它不断发扬光大的前提。“建设性”的含义是发展变化的，但要给这个过程留下时间和空间。对于那些有明显破坏力的批判，当社会尚无能力将其自然边缘化的时候，就会出现强制性限制措施。这个摩擦过程是中国绕不过的经历。只有中国多少年后形成的社会发展结果，能决定对今天这一切的定性。(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