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香港恒隆集团陈氏家族9月8日宣布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款3.5亿美元，刷新哈佛自建校以来最大数额的单笔捐赠纪录。而该学院也将以恒隆集团已故创始人陈曾熙的名字重新命名。该事件甫一曝出，就引发网民热议。

　　潘石屹“越洋捐赠”，陈氏兄弟豪赠哈佛，都是中国富人，都是捐赠国外高校，也正因这些关键词，它迅即引起热议。而捐“内”还是捐“外”，这样问题的提出，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慈善文化还不够成熟，仍有些偏隘；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国内的大学基金会工作难尽如人意。

　　包含“狭隘”情节的慈善观，不仅在社会公众中存在，在《捐赠法》中亦有体现。2011年5月清华大学“真维斯楼”遭网络吐槽为“卖身”，该楼之后也被迅速摘牌，映射的就是这种不成熟。从法律上讲，现行的《捐赠法》中还明确提出“捐赠人出资新建的工程项目，捐赠人提出工程项目的名称，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冠名捐赠是国外通行的一种捐赠方式，陈氏家族方面就表示，这笔捐款是为纪念自己的父亲陈曾熙。试想，如果这笔钱是捐给国内高校，能冠名吗？它很可能面临各种质疑，还有复杂的行政审查。

　　在慈善相对成熟的社会里，公益组织应对捐款人承担的责任包括：所有的善款用于帮助实现基金会的使命、获得适当的表扬与认可、获得基金会的审计报告、工作报告以及对捐款人隐私信息的保密等等承诺。而这一系列制度性的保障，在国内大学的基金会依然难以实现，究其表面原因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缺乏专业化的管理制度，深沉原因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的理事会大多由大学现任行政领导担任，是大学行政体系的附庸。所以，国内大学基金会如何让自己转变为一个教育类慈善公益组织，而不是大学校长支配的小金库，至关重要。

　　据哈佛相关方面介绍，陈氏家族承诺捐赠的3.5亿美元，将用于帮助发现和推动应对全球流行病等方面的研究。这表明，陈氏家族不是捐钱给大学盖大楼，而是用于前瞻性地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的是持续多年的研究，也源于此，捐款使用的透明化就成了保障捐赠人捐赠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而当下，国内高校的基金会善款使用，给社会的感觉还是用于盖大楼、奖学奖教、学术交流与开会，而不是学术研究，这也是中国大学基金会亟须通过透明化运作来改变的。（才让多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