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亲戚的朋友，信息真实，请大家帮帮病重的他”“我的初中同学，希望大家伸出援手，帮帮他”……近年来，个人求助性质的网络众筹信息不时在朋友圈刷屏。同时，骗捐等负面新闻屡屡被曝，真假难辨的求助让爱心人士产生了质疑。针对这一现象，今年两会上，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委员直言：“遏制骗捐先要正本清源。”

　　骗捐的频频发生，说明网络众筹在互联网时代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当然，这也离不开网络众筹“门槛低、手续少、效率高”的优势。但与这些优势同时出现的，还有募集资金虚高、善款支配不透明，甚至是直接骗捐等问题。这样的一个凝聚着道德意味的慈善形式，当它遭遇以虚伪、造假等手段的骗捐悍然侵入时，这显然不能以“这是硬币的两面”“非黑即白”来搪塞，而是说明这种众筹方式存在不少漏洞。

　　探寻它的漏洞，需要回归到问题的本源来。从众筹变成“众愁”，我们一方面要从道德层面出发，追问骗捐者的道德责任，另一个更值得追索的层面是，这些骗捐行为何以能轻易地得逞？

　　置于公共语境来说，当这些骗捐者开始把手伸向众筹时，大多会经历“敢做、想做、能做”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渐次发生，对应着骗捐者从内心的有恃无恐到对外界约束力做出判断的过程，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在于“能做”上。“能做”，就意味着外界限制与约束力的缺乏。换句话说，骗捐行为的发生，除了利益的驱动外，还是在于缺乏相应的规制机制，让他们从滋生出“想做”的念头后，直接过渡到“能做”。

　　外界约束的规制机制，又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平台的审核机制，二是违规的惩罚机制，三是法律的预防机制。从目前来看，申请众筹固然存在平台审核机制，但这些审核，大多停留在申请者的自我证明上，由于求证成本过高，平台方难以进行完整的求证。在平台之外，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建立的信息共享机制的缺失，更是让平台的审核机制变得乏力。

　　从违规的惩罚机制来说，尽管有2016年出台的《慈善法》，但这也只是对募捐行为的规制，并没有约束个人求助网络进行募捐的行为。法律规范上的缺失，使骗捐者的违法成本过低，会让那些意图不轨者缺乏对法律基本的敬畏与行为约束。而在惩罚机制尚不健全的背景下，法律的预防机制更加显得空白。

　　众筹的慈善价值不能被否认，但当骗捐行为频频发生，相关的规制机制迟迟不到位时，这种真假掺杂的众筹所伤害的，不仅仅是社会爱心，更是整个社会信任机制。纠偏众筹变“众愁”，它的路径依赖一定是将其平整到法治轨道上来，强化法规建设和监管约束，从众筹平台到个人层面，层层遏制，让类似的骗捐行为不再发生。（作者：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