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称赞习仲勋：“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是习仲勋解放初期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典型。

　　1949年底，项谦纠集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习仲勋认为应当把国民党残匪和对我党有怀疑态度的藏族上层人士加以区别，尽量做好政治争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乱集团，拉开了争取项谦投诚工作的序幕。

　　1950年8月，项谦投诚，来到西宁，向人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有他向政府投诚，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后，同年7月，项谦终于从南乎加该森林投诚。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表示感恩之情。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毛泽东称他“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魄力、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使毛主席和党中央更加器重他。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主席和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反复考察和衡量，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被毛泽东钦点进京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上任前，习仲勋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恐怕难以担当起全国文教宣传的领导工作。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看见毛泽东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毛泽东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对作家、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与他们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任西北局书记时，曾亲自领导了由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对著名京剧艺术家尚小云、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演员王天民等，在政治上、艺术活动上以及生活上，都倍加关怀，无微不至。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相当满意。1958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休息时，专门约习仲勋来到游泳池，进行了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谈话。1959年4月中旬，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儿子习远平忆父亲往事：多次念孔融让梨成家训

　　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

　　父亲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作为他最小的儿子，站在他的墓前，对着他的雕像，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能说些什么呢？他老人家走过的这百年，是中国扭转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历史太丰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太丰富了，我看不尽，听不够，也享用不完。我只能在我的思念中寻找，寻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东西。

　　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没整过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父亲从小对我——他这个小儿子的特别家训。父亲不止一次拿着课本，给我念这一课，拉住我的手，给我讲这一课。谦让，是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学同事；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我感谢父亲，走入社会以后，我终于明白，父亲让我从小养就的谦让习惯，在面临复杂社会关系，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利益时，获益良多。不仅使复杂关系、棘手难题的处理容易获得公平、公正的结果，同时容易赢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罗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