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时期的习仲勋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可思而不可见的梦。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扑过去要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复猜测……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
父亲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抗日的出发地;而经济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参与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父亲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这两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父亲对人民的那个亲,人民对父亲的那个好,我有特别的记忆——
1975年,父亲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组织上安排了一套三室的房子给我家,在工人宿舍区。当时,家里热闹,不断人,“谈笑有乡邻,往来皆百姓”。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有了伙食改善,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只要我在他身边,就招呼我一起泡。一块儿泡着的,还有下夜班的几十个工人。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的事、家庭的事,还有国家的事。现在,改属中钢集团的洛阳耐火材料厂旧址还在,印象中,大澡堂子还热气腾腾地开着呢!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我能感觉到:父亲鼓励、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们走近人民、与人民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内心本能的呼唤。无论什么时候,孩子们只要与最底层人民贴近了,他就特别高兴。记得父亲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我19岁,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工人,先当翻砂工,后来改变工种当车工。当车工时,起先干16车床,后来“进步”了,干18车床、20车床,直至干30车床。30车床加工大部件,走刀时间稍长,走刀间隙,师徒俩够时间互相点颗烟。记得我节假日回到洛阳看父亲,很得意于自己的“进步”,告诉父亲说,终于干上30车床啦,我可以不那么累啦!父亲沉默半晌,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去干翻砂工更好,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才能与工人的心贴得更紧,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父亲的话,对我影响至深:当工人4年,一天没敢懈怠。师傅见我干活踏实,可每天只吃一盒白饭、一勺猪油、一撮盐加白菜,就常常把卷着大葱猪头肉的烙饼塞在我饭盒里。那4年,我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生产者、师徒模范,至今,妈妈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当年的奖状。
为了让我这个小儿子离人民近些、再近些,父亲还对我提出很严苛的要求:197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阳看望父亲,待了没几天,父亲就撵我,说:“远平啊,让你哥带着,去他插队的梁家河看看吧。你当了工人,工资虽然低,比起你哥呆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陕北农村才是最苦的!顺路,去你大姑那儿看看,别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意!”大姑是父亲的亲妹 。1968年,哥哥15岁,因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息很长时间,大姑一天一碗鲜羊奶喂着,他才慢慢调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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