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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解析高官盛产地:宿迁等“弱市”也可出高官

2014-01-26 08:48 来源:廉政瞭望

  原标题:寻探高官盛产地

  中国官场上曾有几个地方较易升职,但去年年底,中央组织部明确提出了选人用人不以GDP论英雄。那么,现今到底哪些地方的官员更容易脱颖而出?

  高官盛产地,一般俗称为出干部的地方,那么,哪些地方出的干部多呢?据廉政瞭望记者统计,在十八大选出的205位中央委员里,有30个山东人,超过1/6;在国务院的所有的部委局行正职中,江苏籍官员则以11人拔得头筹;在31个省委书记中,河北籍的官员有6人,排名第一;在现任的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浙江籍官员以7人领跑;在各省级党委常委中,人数最多则是山东的57人。

  但绝不可认为,只有这些地方容易出干部。其实,官员的升迁,主要是由经历,也就是成长地决定的,那么到底哪些地方的官员更容易脱颖而出呢?

  “弱市”也可以出高官

  自季建业被查后,南京市长一职空悬了近3个月,坊间也流传过多个版本的候选人。终于,在去年12月26日的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上,身为管理学博士的江苏省副省长缪瑞林成为南京市代市长,这名曾担任过宿迁市委书记的官员再度引人关注。

  宿迁是江苏省最年轻的地级市,2012年GDP虽高达1516亿元,但在江苏却是排名倒数。不过,自1996年建市以来,已卸任的4任市委书记中已有1名正省级和2名副省级。有人说,宿迁代表着“改革模式”,选择带领落后地区,靠“改革模式”突围的官员,亦是一种任选官员的思路。

  我们继续以宿迁为例,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是宿迁第一任市委书记,曾有7个月的时间以江苏省委常委的身份兼任宿迁市委书记;第二任的仇和因全国闻名的改革而鼎鼎有名,现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第三任张新实是因为到龄,转任了苏北发展协调小组副组长;缪瑞林在担任宿迁第四任市委书记时,曾创造了江苏当时省辖市中最年轻的市委书记记录,未满46岁。当然,现任宿迁市长王天琦也是个以改革而闻名的官员。

  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则是,缪瑞林辞去江苏副省长一职后,原江苏省长助理、公安厅厅长王立科被任命为副省长,据简历显示,他在2003到2004年间任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大公网评论员方乐迪称,和强市一样,其实“弱市”照样也能成为高官输出的平台,这恰恰反映了官员任用的两种思路。如宿迁这类城市同样也是适宜造就产生改革思想的温床,突围、改革与试验是这类城市的关键词。彼时,宿迁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为主政者的改革思想“出线”创造了条件。宿迁官员的晋升本身就是对改革思维的一种重视。

  位于安徽北部的亳州,经济总量在全省排在十名开外,不过从2003年升格为地级市到去年年初,已经卸任的两任市委书记邵国荷、方春明,先后出任该省省长助理和副省长。

  “强市”继续强势

  曾有人总结过,中国官场上曾有几个地方较易升职,一是任团委书记;二是任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李鸿忠和黄丽满都曾任此职并得到晋升,三就是任苏州市委书记,作为经济实力在江苏排名第一的苏州市,十年间贡献了多位正部级高官,如王珉、陈德铭、梁保华、杨晓堂等。

  不过对于苏州现象,王珉在升迁为吉林省省长时曾公开反对,他认为“只能说是一种巧合”。而他评述为何苏州主官频调外省时说,“发达地区已经走过了一些落后地区即将要走的路,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提前经历了改革发展的实践过程,再到落后地方去工作,就可以把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发展理念带到落后地方去,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

  和苏州类似,襄阳作为湖北排名三甲的经济强市,自2002年起,主政过该地的多名官员仕途走向也十分引人瞩目,这里面包括了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湖北省副省长田承忠,武汉市长唐良智,他们均是在卸任襄阳市委书记后立即晋升为副省级。

  有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分析,襄阳官员的持续走强和湖北“一主两副”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关系,“一主”是武汉,“两副”分别是GDP上2000亿的襄阳和宜昌,三者组成“三驾马车”来带动全省发展。

  当然,经济强市本身就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出任这类城市主官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坐拥这类城市,主政官员容易出政绩,其经济基础也提供了主官们发挥自己执政思路的空间。

  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蒋巨峰、李强、邵占维和陈德荣这前后4任市委书记也都晋升为省部级干部,最高职位分别是四川省省长、浙江省省长、杭州市市长和浙江省委常委。

  在县一级来看,排在全国百强县前列的地方领导也常常被人高看一线。比如,昆山的连续6任市委书记都被提拔为正厅及以上干部,其中包括3个副省级。“你别看我们昆山是个县级市,主要领导只要调出去,一般都是个正厅级实职。”昆山一名干部曾这样总结。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存在着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建国初期,我国的干部多是“打天下”型的,从地域来源上看,以革命老区为主;利用计划体制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时期,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出来的干部被派往全国“传播火种”;而到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东部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先行先试的发展经验受到高度关注。

  边疆地区受重视

  东部干部受重视,但国家并没有忽视西部。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注重培养选拔优秀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发挥好援藏干部的作用。

  胡锦涛过去在视察宁夏时也说过,对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官员“格外关注”,对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官员“多加留意”,对埋头苦干、打下基础工作的官员“不能亏待”。

  西藏是中国自然条件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如2004年底调任西藏党委书记的杨传堂,在履新不足一年后就因身体原因离任。

  凤凰周刊曾撰文称,官员有了在西藏工作的履历,在上升通道中的含金量往往会大幅提升。本刊梳理过往五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简历,其中已产生了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如继任胡锦涛后的陈奎元,后任社科院党组书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郭金龙如今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之后的杨传堂,现任交通部部长;杨传堂之后的张庆黎,已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此外,曾任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书记的胡春华在雪域高原工作长达20多年,现已进入中央政治局。胡春华于北大毕业后,谢绝了北京不少单位的优厚待遇,主动要求到西藏工作,显示了过人的胆识和毅力。由于才能出众,到西藏仅4年,他就被提拔为正处级官员。

  同样,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书记的张学忠后来先后担任过人事部部长、四川省委书记等职;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书记的田聪明后来担任了广电总局局长、新华社社长等职。

  在新疆,“三个不吃亏”(不让综合素质高的人吃亏,不让干事的人吃亏,不让老实人吃亏)也被作为选贤任能的导向。去年年底,张春贤对如何选贤任能提出要求,第一个就提到选人要突出政治坚强,提拔奖励在反分裂斗争中敢于站出来豁出去的干部。同时,也强调了着重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年轻干部。

  另外,本刊在去年还报道过,革命老区主政官员的仕途大部分均被看好,如江西在过去18年里的省委书记中就走出了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孟建柱)和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陕西前两任省委书记李建国和赵乐际也均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不过,并不是说只要有革命老区的主政经历就一定能得到提拔,其实在任何地方为官,都只有通过实干和最终成效才能脱颖而出。

  (本文统计资料来源于新华网人事频道、凤凰网政要资料库等)

  文_本刊记者舒炜

责编:王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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