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政商与舆论界的宋林案被快速淹没在中纪委网站上的“案件查处”栏目里。

　　实际上，最新的消息并不遥远。“5月16日，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港中旅集团”）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王帅廷涉嫌在华润集团工作期间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也被“严重违纪违法”这六字宣告仕途终结、职业止步。

　　宋林案发后，出自招商局集团的傅育宁空降至华润集团担任董事长。不可避免的，宋林案，将招商局集团、港中旅集团、华润集团和中国光大集团这四家在港老牌央企中的三家直接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下。

　　尽管涉案的两名主角宋林和王帅廷迅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但同归国资委管理的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和港中旅集团三家央企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与反思并未停息。

　　在高压反腐、国企改革成为热词的当下，在港央企高管的个人悲剧，再次彰显了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而在港央企此前数十年的发展路径，又为内地央企改革提供了鲜活的参照。

　　香港核心区的“巨无霸”

　　在国资委管理的113家央企中，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和港中旅集团在国资委网站上分列第49、50与51位。现实中，在香港，这三家企业也离得不远，它们的总部均设在整个港岛区最核心的地段。

　　招商局的总部设于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40楼。该大厦位于上环干诺道中200号，由赌王何鸿燊旗下的信德集团兴建。离此不远的干诺道中78-83号，是港中旅总部的中旅集团大厦。事实上，19世纪初期，大陆人士来港发展，都以上环区为据点，这里是最能展现香港昔日资本主义发展风貌的地区之一。

　　“走在这个区域的人，无论是穿着打扮、神态语气，还是说话的口气，都带着一股傲气。”珠海某国企员工张瑜如此向时代周报记者形容自己接触的那些央企员工：“他们大都穿着严谨的黑色职业装，走着最快的步伐，脸上却永远带着一丝不苟的表情。”因为工作关系，张时常被公司外派到上环附近。

　　除了招商局和港中旅，中联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也在上环办公。

　　作为在港最大央企的华润，地理位置更是难以“低调”。总部华润大厦地处港岛核心商区湾仔，毗邻维多利亚港，几步之遥便是香港著名地标建筑香港国际会展中心，会展中心则正对日日举行升国旗仪式的金紫荆广场，后者几乎是每个内地旅客来港必访的景点。对附近的居民和上班族而言，华润大厦本身就是个必经之处，因为港铁特惠站就设在大厦2楼平台花园，拿交通卡在此刷一下，车费就能立减2港元。

　　华润大厦占地6600平方米，由两座分别为50层及5层高的主楼和副楼组成。据《香港中资财团》一书介绍，1983年华润大厦落成时，平了香港第一高楼怡和大厦，成为当时香港一流的甲级写字楼和香港最具影响力的智能化建筑。那个年代，绝大多数香港中资企业并没有自己独立全栋的物业。华润自建物业大厦，给当时当地商贾名流及百姓产生的震憾，可见一斑。

　　2009年，华润斥资6亿港元对拥有26年楼龄的华润大厦进行翻新和节能环保改造，包括加装环保玻璃幕墙，并在停车场增设57个自行车位，同时为骑车上班的人士提供淋浴场地。这都在当地社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据香港媒体报道，华润还曾准备自筹2000万港币，计划于2009年6月动工整修总部门前的残旧公园，遭遇阻挠时受到代表民意的湾仔区议会的声援。

　　普通香港人对华润并不陌生。华润旗下的五丰行，自1960年代就担负起供港生鲜活禽的“三趟快车”组织工作。华润后来进军零售业，遍布香港的华润百货（已结业）、华润超市成为港人继英资的惠康超市和华资的百佳超市之后，另一个日常购物的好去处。此外，华润还分别在1970年代末及1990年代初投资参与天水围和青衣的住宅地产项目。可以说，华润与港人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

　　根据新华网的报道数据，华润的总资产达11337亿港币，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名下资产的4倍。而华润、招商局、港中旅三家在港央企，资产总和达到17844亿港币，相当于香港一年GDP的87%，超过了葡萄牙和爱尔兰一年的GDP。

　　实际上，华润只是中资在港的一个缩影。自内地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中资企业越来越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商业群体。按照中企协2014年3月披露的数据，中资企业承担着香港政府企业所得税总额的11%，并直接和间接地为香港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国企市场化先行者

　　“央企代表国家部委，华润代表外经贸部，招商局代表交通部，在划归国资委之前都代表某一部委利益，因此有资源特权。”《香港中资企业》作者、曾于1996-2002年在香港中资企业工作的郭国灿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不过他表示，随着这些在港央企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它们“政企不分”的状况基本上结束了，如今这些企业早就是市场化的受益者。

　　在招商局旗下某公司员工季小冰看来，自己的公司和其他香港公司没有任何区别。“虽然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时候会特地提到我们的背景，但我都只把这个当做一种恭维。”她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我们走的是完全透明的市场化路线。否则怎么跟周边的国际化公司竞争?”季也并不觉得自己的薪水较之同行业有何优势，“不管在哪里上班，都是看你的能力给薪水的。”

　　郭国灿则表示，在他原来的公司深业控股，其待遇是在内地工作时的4倍。“我还能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套国际化的准则，例如会计准则。去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路演’、‘染红’等资本炒作概念。现在国内资本市场流行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香港）那边搬过来的。”

　　大部分在港央企，高管和少量中层业务骨干主要来自内地，其他大部分基层员工聘请的都是香港本地人。在香港的商业环境中，竞争是企业最自然最朴素的意识，即便是从内地进入香港的，也在适应这一氛围。“可能有些过来的中层领导真的是有背景的，”季小冰表示，“但是从他们平时的行事风格，还真看不出来。能让大家去猜测他们身份的，是普通话口音。”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入市场经济，再到1993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国企改革进行了不同形态的数轮调整。早期国企改革集中体现为“放权”，而越到后来越强调“制度建设”。部分在港央企在这一进程中始终走在内地国企的前面。

　　1980年代初，招商局在开发蛇口港的时候，就突破了过去国家财政拨款建设港口、国家划分港口腹地、国家计划固定货源的传统做法，坚持“自筹资金、自辟货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原则，将成本控制和投资回报摆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这在还处于“大锅饭”思维的内地算得上是“吃螃蟹”的壮举。而身为央企的华润于1983年再次改组、扩大，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后期制度建设则脱胎于“（19）97亚洲金融风暴”。郭国灿介绍说，1980—1990年代异常繁盛的“窗口贸易”彼时走到了尽头，加上因香港1997年回归在股市上掀起的“红筹狂飙”退潮，香港中资企业无论投资模式还是管理模式都需要作出新的改变。

　　华润是典型案例。1999年，刚入主华润的宁高宁首次提出加强经营管控的“6S”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之上，华润率先于其他香港中资企业完成了减负“瘦身”的任务。2001年以“再造华润”为契机，大举北上，投资内地，由此从一个从事外贸的公司，转型成为实业界的霸主。

　　不过，与招商局早早选择北上战略不同，一直到2000年左右，华润80%的资产和业务仍集中在香港。

　　“蛇口是招商局带过来的，华侨城是港中旅带过来的，中国城市开放的模式都是由香港中资企业带过来的。尽管央企们拥有不少特权，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的功劳。”郭国灿说。在他看来，这些央企成功地借助了香港完善的市场体制和成熟的资本市场，来积极推进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