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4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度过了自己的37岁生日。图/CFP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新京报制图/张妍

　　★于莺

　　1974年出生，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

　　2013年，于莺从协和医院离职。近日，与北京某民营医院合作，开始创办综合门诊。

　　微博粉丝数已有276万，这个数字超过众多公众人物。于莺发言犀利，成为因自媒体获得广泛关注的医生代表。

　　7月9日，北京某民营医院的媒体沟通会，于莺以一袭端庄的黑色过膝连衣裙亮相，桌前铭牌上标注着她的新身份：医院综合门诊中心CEO。听到这家民营医院介绍时仍旧使用了“著名急诊科女超人”的称号，她忍不住放松绷直已久的身体，低下头抿嘴偷笑。

　　就在一年前，北京协和医院的急诊科女大夫于莺，如果在翻看病历时瞧见病人自称“CEO”，能乐上半天。

　　她还不习惯这样严肃的场合：“之前我是非常耻笑CEO这三个字母的。”于莺说。

　　这符合她的个性——善于消解日常生活里严肃的事物，并以此为乐，这也成为她在微博走红的原因。

　　从2011年10月开始，于莺在微博上描述医院趣事、生活囧事，语言鲜活幽默，颠覆传统医生严肃、刻板的形象，成为因自媒体获得广泛关注的医生代表。因为发言犀利，她还被冠上了“愿意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发声”的名号。

　　一年前，于莺终于脱下公立医院的白大褂，离开工作12年的协和医院。她的去职对医生群体震动巨大。有人为她离开公立医院的庇护感到惋惜，她却说，发现世界一下变得宽阔：“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多。”

　　各种医疗平台找上了她，希望能借她的人气获得更多的关注。“但选择了A，就得罪剩下的25个字母。”于莺笑称。其实她内心已有想法：开办一家自己的全科诊所。

　　从前往台湾考察全科模式，熟悉法规政策，跑很多城市选址、到递交材料给相关部门，折腾了一年的女超人感慨：“在当下，一切比想象中要难得多。”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已出台政策，鼓励医生开办私人诊所，但现实状况之复杂，让这些鼓励显得苍白。

　　比起“改革者”这个称谓，于莺更愿意将自己视作恰逢医疗改革的大背景下，走出体制，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些尝试和努力的人。

　　与民营医院合作

　　于莺负责天马行空，胡澜则负责把她的想法拉回到现实中，从细处着手——这是合作者相处的典型模式

　　新工作第一天，穿着T恤衫、牛仔裤的于莺晃荡着出现在办公室，新同事好奇地问：“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哪样啊？”于莺心里犯嘀咕。她瞥了瞥身旁一群人标准的“OL”（office lady 办公室女郎）装扮，吐了吐舌头，第二天换了套正式的职业装来。

　　T恤衫、牛仔裤，这是于莺此前在协和医院的“标配”。那时她因敢说敢做闻名，她的微博个人说明是：为所欲为，天马行空，无组织，无纪律。

　　“我的标签就是自由、随性和不受约束。”她离开协和也正因为如此：“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航母式的医联体最终会让专注于临床的一线大夫尤其是急诊科医生成炮灰。”

　　“所以可想而知，发挥自己的特色才最有优势。”她为离职总结。

　　合作者胡澜恰恰看中的，就是于莺的这股劲儿。

　　“她对医生的职业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经历也不可复制。”该民营医院CEO胡澜说。

　　胡澜第二次找到于莺是在3月底。两会时，于莺因为开办诊所受挫，在微博上吐槽：“哪个人大代表帮我反映一下，接受正规8年制医学教育的博士毕业生，在大型三甲医院工作12年的大夫，想通过正规途径办个正规的诊所怎么那么难？”

　　一年前，胡澜就曾和刚离职的于莺寻求合作，但当时二人对全科诊所的模式都尚未有清晰的想法。

　　再次面对胡澜，受挫的于莺仍然兴致勃勃地描绘理想中诊所的样子，这让胡澜觉得构想不错：“下次你来说说具体的科室设置、仪器配备等，带着PPT来。”

　　于莺负责天马行空，胡澜则负责把她的想法拉回到现实中，从细处着手——这是合作者相处的典型模式。

　　于莺最终选择了与这家民营医院合作开办诊所：“我现在单打独斗肯定不行，最好就是优势、资源整合，把这个事尽快推动。医院资本没问题，有做医疗机构的经验，背后有整个集团支持，我觉得这事能成。”

　　离职后的于莺，标签改成了“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颇有些佛学的意味，但她更愿意理解为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变化。

　　也有人尖锐地问：“民营医院跟你合作难道不是看中你大V的旗号吗？”

　　于莺扑哧笑了：“任何一个平台跟我合作，如果不看重大V的旗号，这个CEO是有问题的。重要的是影响力和工作能力如何转变。如何跟平台很好地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这是我看重的。”

　　回归医疗的本质

　　“来急诊科的病人，几乎都到了要被抢救的时刻，那先前他们需要被关注的时候，医生在哪里，在做什么？”

　　此前于莺的目标一直精准：独立开办一个全科诊所。

　　从协和医院离职后，她曾在脑子里无数遍勾画诊所的样子：在小区门口，开一个二百平米的，找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就为她所在的通州梨园地区老百姓服务。

　　“成本也不是特别高，有没有医保没关系，有钱的一百块钱一个，没钱的就六十块钱一个。”于莺戏谑道。

　　这个目标其实是延续了她一贯想表达的理念：什么样的医疗能真正帮到人。

　　“来急诊科的病人，几乎都到了要被抢救的时刻，那先前他们需要被关注的时候，医生在哪里，在做什么？作为医生，这会留给自己一个很深的遗憾。”

　　她和很多人复述同一个故事：那时她在协和医院，对面小区楼里有个老太太，常年瘫痪在床。她儿子来急诊科请大夫，希望有人一个月去家里换一次尿管、胃管，每次劳务费500元。

　　没一位大夫愿意去。

　　“本身我们职业地点在医院内部，没有义务外出为患者服务；其次，每个人都是定岗，每次出去四十分钟，如果我脱岗，被领导查起来是要处分的。”于莺解释道。

　　无奈，老太太的儿子每次只能打120，一次费用超出五百块钱，换完后，老太太还得在医院等一两个小时的120，把她送回家。

　　“有些制度已经僵化了。”这种规定让于莺觉得沮丧，同样沮丧的，还有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头的人生。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生毕业后，于莺花了6年升到主治医生，由于医院扩建，她所在的急诊科每天要接待400多位病人，平均每名医生每天要看40位病人。“一个夜班，从下午4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像我这样30多岁的女医生，下了班以后，走路都是飘的。”她曾抱怨。

　　于莺不止一次思索职业的未来，直至和马遂的一次聊天。

　　“于莺你干急诊，插管插得再熟练，最后不过是一个高级的技术工人。”协和医院的副院长、急诊科老主任马遂的话毫不留情。

　　他的建议是让于莺去做全科大夫。

　　“急诊是面对一个人生病最后的部分，而全科医疗则面对一个人没有生病或生病早期时的预防、治疗，但这个部分在中国是缺失的，也是将来的方向。”马遂劝她。

　　这场谈话让于莺不置可否，“我的脑子里没有全科的概念。”于莺道。

　　但当她辞职后，把整个线串起来，想法就不一样了。她选择先去看看台湾的全科模式，再回来办自己的私人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