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妞住在NICU里,能坐起身,好动,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的爸爸妈妈没来看望过她。

　　七个月大的小胖妞,目光有点反常的呆滞。在一张绿色温馨的婴儿床上,她尝试着翻身,看看这个摆满各种透明小床的房间。她是一名弃婴,她更为正规的称谓是江X X之婴。只是,她的父母在她奋力闯过病魔设下的一道道危险关卡时,就已失去联系。

　　这所医院NICU (新生儿童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孙艳告诉记者,在这里,跟小胖妞一样父母突然失联,被迫一直在NICU成长的孩子有两个;而家人已经签字放弃治疗,但医院仍在进行保守治疗的孩子,也有两个。医生护士默默治疗,医院尽力寻找他们的家人,“最长的一个寄居N IC U的孩子超过一岁,已经可以跟着护士姐姐去打针、查房……”

　　几乎全市所有的NICU里,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的小生命,他们或顽强、或脆弱,在不积极治疗下与病痛斗争着。

　　来自广州市民政局通报的信息显示,广州每年的弃婴数量在几百名左右,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而医院等相对安全的公共场所,实际承担着广州市的弃婴岛功能。

　　在社会舆论焦点,日益集中于弃婴、弃婴岛设置问题时,南都记者联系了市内多家综合医院儿科,以期了解这类孩子的生活。他们中绝大多数被冠以X X X之婴的称谓,躺在医院里,等待着自己的归宿———或为民政收养,或被家属领回,或最终成为不留骨灰的一段生命。

　　与NICU格格不入的婴儿床“有个5月龄的病儿,在医院一住就是11个月,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跟着护士阿姨在病房里查房。孩子渴望交流,渴望被呵护,但忙碌的医生护士,即便再有爱心,也无法替代孩子的亲生父母。”

　　小胖妞终于不耐烦了,长期无人搭理,让她大声地哭闹了起来,在婴儿床上扭捏着各种体态,以期获得医生、护士们的关注。实际上,她已经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了。现在是最需要沟通的年龄段,只可惜叔叔、阿姨们正忙着抢救一个早产合并肺炎的小弟弟,根本抽不开身——— 哪怕只是冲她笑笑。

　　刚刚入院时,小胖妞胎龄28周早产,出生时极低体重,仅1000克多点。因为严重的感染、营养不良和出生窒息综合征,小胖妞一度生命垂危,在保温箱里一待就是两个月。“在治疗的早期,孩子的父母还是给予了孩子一定关注的,定期回来探视一下救治的进展,向医生询问一些具体事宜。”孙艳表示。

　　可随着孩子闯过一道道危险的关卡,病情逐渐好转后,孩子的父母却没再出现过了。医院打电话过去沟通,孩子的父亲不是说在筹钱,就是在去筹钱的路上,总之没有再出现。孙艳知道,这又是一宗复杂的重症新生儿弃养医院案例,她报告给了科室、保卫处、医院。而孩子的后续治疗,则继续进行。

　　也许是使用配方奶粉的缘故,小胖妞长得特别快。7月龄时,她的体重已达9公斤,个子也长得挺高,系统评估各方面发育相对正常。“再也不能躺在NICU内小小的B B床上了,护士从家里给她搬来了一张与N ICU极不搭边的婴儿床。那个护士家孩子刚刚使用过,很新,很温馨。编号16。”

　　当了11年的儿科护士,孙艳见惯了被已失联的父母丢在医院病房的弃婴。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人手再紧,医生护士都得轮流带着这个孩子。“有个5月龄的病儿,在医院一住就是11个月,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跟着护士阿姨在病房里查房。孩子渴望交流,渴望被呵护,但忙碌的医生护士,即便再有爱心,也无法替代孩子的亲生父母。”

　　该院儿科的医生护士,都记得这个朱××之女,孩子已能认人了,特别粘其中的一个小护士。当最终孩子父母来接走孩子时,护士们哭声一片,孩子更是哭得撕心裂肺,闻者潸然。那一年,同样在NICU住了1年多的黄××之子,也被父母接走,这两个被医生、护士称为“跟屁虫”的小孩一走,NICU似乎空了一半。“好在医生的工作总是忙碌的,很快又有了新的重症患儿,需要我们处置。”

　　新生儿专家:不告而别的遗弃,不仅是因为缺钱“欠费,你来接的时候,我们可以协商解决,商量着办,打欠条什么的,至少有个交代。实际上,很多社会问题纠结在一起,才构成了孩子被遗弃医院的最主要因素。比如小三生育的问题,再比如非婚生育、违反计生政策生育问题,甚至对孩子性别上的考虑,都是催生弃婴问题的诱因。”

　　年近六旬,从事儿科、新生儿科工作的老鲁,是广州市中心城区一家综合医院儿科的主任。在这个中心城区的三甲医院内,每年发生在病房里的弃婴事件也有5起左右。今年4月,他们才收进了一个孩子———胡××之子,一名和高危分娩的母亲一起转院过来的早产儿。

　　“刚开始,孩子父亲还总是开着汽车,给产妇送些汤水、营养品什么的。能有小车,似乎还是在做生意,应该不会是特别缺钱的家庭。”老鲁告诉记者,孩子的抢救过程异常凶险,上了呼吸机,但幸运的是救治及时。可这时,孩子的父亲消失了。

　　科室给孩子父亲打电话,要么不接,要么就推说在忙,但孩子的治疗并没有因为欠费而落下。两个月后,孩子出了暖箱,家长没来;孩子自主进食了,还是没来;评估显示完全达到健康出院标准了,依然没来。

　　于是,孩子就一直在NICU病房里待了大半年。“婴儿用品、奶粉、辅食,都由我们医护人员买。这不是问题,我们有这个义务照顾好病房里的孩子。但就算我们做了一万件好事,万一出了哪怕一丁点闪失,孩子磕着碰着了,我们必定会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做了三十多年的医生,老鲁觉得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医疗欠费,已经不是导致孩子被遗弃医院的最主要原因。“欠费,你来接的时候,我们可以协商解决,商量着办,打欠条什么的,至少有个交代。实际上,很多社会问题纠结在一起,才构成了孩子被遗弃医院的最主要因素。比如小三生育的问题,再比如非婚生育、违反计生政策生育问题,甚至对孩子性别上的考虑,都是催生弃婴问题的诱因。”

　　“倒是那些放在门诊、急诊或医院过道的弃婴,相对好解决得多。”老鲁表示,由于这类孩子属明确的弃婴,无从查找孩子的父母所在、联系方式,医院在对症处置了孩子的发热等问题后,如观察孩子无异样,很快便可以通过警察、民政途径寻找到新的监护人。即使真需要发生后续的治疗费用,民政也有专项资金来为孩子们提供治疗。

　　老鲁表示,要解决这类问题,还是得从法律途径来寻求解决。在他看来,犯有遗弃罪的,必须顶格量刑。

　　即使被签字放弃,他们仍在求生“孩子去世了,我们通知家长前来协助进行遗体处理。”结果那个父亲来了,没有给孩子带一套体面的衣服,却带来了一个潮湿的纸箱。孙艳和科室的医生、护士出离愤怒,他们一边痛斥这个男人,一边从科室里搜罗出一套崭新的衣物,体面地把孩子送走了——— 因为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几乎全部历程,都是在这家医院度过。

　　孙艳所在的医院里,还经常见到被家属签字放弃治疗的孩子。他们大多是早产,合并各种并发症。家属们签下“孩子遗体交由医院处置,不留骨灰”等字样的书证后,孩子的生命就在等待中慢慢消逝。

　　不过,也有些小生命异常顽强——— 在接受姑息治疗(保守治疗,只给基本的维持生命的治疗,不再针对疾病本身进行积极处置)一两个月后,仍然活了下来。“只是这些孩子眉头一直紧锁,疾病带来的疼痛,即便是痛感神经未发育完全的孩子,也难以承受。”孙艳告诉记者,父母签字放弃后,经姑息治疗好转的案例在这所医院也有发生,但概率极低。

　　每次看到被家属签字放弃的孩子,刚做母亲的她就有想哭的冲动。“有时候姑息治疗和镇痛是相互矛盾的:想给孩子用点镇痛,会对呼吸道造成伤害,影响呼吸;有心给孩子用点简单的对症药物,那会加剧孩子的痛苦……”N ICU医生和护士陷入两难。

　　他们只能看着这些小家伙的生命气息一天天消逝,或者是祈祷那超低概率的自行康复,奇迹般地出现。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孙艳见惯了生死。但对于其中一名签字放弃治疗后的父亲的做法,孙艳有种刻骨的厌恶。“孩子去世了,我们通知家长前来协助进行遗体处理。”结果那个父亲来了,没有给孩子带一套体面的衣服,却带来了一个潮湿的纸箱。孙艳和科室的医生、护士出离愤怒,他们一边痛斥这个男人,一边从科室里搜罗出一套崭新的衣物,体面地把孩子送走了———因为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几乎全部历程,都是在这家医院度过。

　　说到这里,护士长孙艳眼圈泛红,她想用很多更粗鄙的话来痛骂这个冷漠的监护人。“他不配做父亲,所以我称他为监护人,仅仅是法律上的定义。伦理、道德上的监护工作,他根本就没做过。”

　　“这些监护人总会说医院的收费贵,孩子的预后不好,以此来搪塞自己的失职。但如果有10%的机会完全康复,这些监护人尽力了吗?”说这话时,孙艳身上透着一种母性。她见过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夫妻,为挽救双胞胎孩子的生命竭尽全力。老大最后没能保住,病情更为严重的老二却神奇地康复了。“他们极力地筹钱,我们也在极力地减免,最后顺利救下了孩子,花费7万多元,现在那孩子健康地成长着,应该都能打酱油了。”

　　孙艳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医生和家属不用再为治疗费用担忧时,如果患儿们能像香港那样每天只要交50元钱时,这样的弃婴问题,这样的伤痛别离,也许会少得多,中国的医患矛盾也会少得多。

　　(应要求,文中涉及的医护人员姓名为化名)

　　南都记者对话一个曾签字放弃的父亲———

　　“如果有抢救价值,我卖血都会救我的孩子”

　　今年27岁,来自湖南的郑福(化名),今年6月就曾因双胞胎早产、出生时极低体重、肺功能发育低下等诸多并发症,最终签字放弃了双胞胎女儿的抢救,遗体交由医院处理,不留骨灰。“孩子的面,我都没见上,是妻子告诉我的,大的那个,能轻微地哭泣,手脚动弹着、挣扎着。小的那个,基本就没有生命迹象。”

　　郑福告诉记者,就经济条件而言,他们在老家算得上中等。尽全力救孩子的经济能力,还是有的。“但肯定得倾家荡产,医生的分析很客观,说的都是各类并发症出现的几率。脑瘫几率超过50%,肺发育不全、智力因素影响等几率都告诉了我。没和太太商量,和我的父亲、母亲简单沟通后,我签字放弃了。”

　　南都:都过去半年了,现在回想起来,会后悔当初的决定吗?

　　郑福:有时后悔,尤其是夫妻俩看着人家的孩子健康成长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还是豁达了,真要救下了两个脑瘫孩子,今后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家庭会毁掉,家族甚至都会被拖垮。我看过新闻,有抚养两个脑瘫儿十多年,最后杀掉孩子的报道。如果当初不签字,救下来了,是脑瘫。不久的将来,我肯定也得抱着我的两个闺女去死。

　　南都:那你的妻子呢,她目前的状况怎么样?毕竟她亲眼见过自己的两个骨肉。

　　郑福:刚刚开始时天天哭,抑郁症了,尤其见不得可爱的小孩。时间久了,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我们甚至可以谈这对小姐妹的话题了。最近她常梦见两个孩子,偶尔还会精神恍惚。

　　南都:最后孩子的遗体处置上,你们怎么决定的?

　　郑福:之所以不留骨灰,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刺激孩子的母亲,交由医院处置吧。遗体火化前,我们给准备了两套漂亮的白色公主裙,有蕾丝,蓬蓬的那种。选衣服时,我们一家哭得像群疯子。

　　南都:最终放弃,有经济上的考虑吗?

　　郑福:肯定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我说过,如果有抢救价值,孩子能正常成长,我倾家荡产,卖血都会救我的孩子。

　　南都:你觉得是什么剥夺了孩子的生命?你的签字、随后的消极治疗,还是疾病?

　　郑福:(沉默了很久)我宁愿相信是因为疾病本身吧,是该死的双胞胎常见的双胎输血症害死了孩子。孩子的母亲有权利去哭,我没有,我得承担签字后的后果。签字前,独生子女环境长大的我,一直还是个孩子,签字后,我觉得成熟了很多。

　　专家说法

　　签字放弃无法判断善良和罪恶

　　在监护人签字放弃,医院姑息治疗或者是疾病本身这三者之间,究竟是谁杀死了孩子。这涉及到了医学伦理上的探讨了。“很多时候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准则。”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伦理学专家严金海教授表示。

　　他表示,监护人基于对孩子病情后续状况的判断,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医院依据现有的医学常规和科技能力,做出的医学判断。随后代表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小生命,做出了放弃的决定,这很难分得清对错。“因为这不是善恶、是非的问题,而是善与善之间的较量。”

　　严金海称,出于对生命权的尊重,我们肯定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救活,恢复健康。但客观现实是,医学有局限,孩子可能活下来了,但生活质量异于常人,或者严重逊于常人。尊重生命权的善和尊重生命质量的善,孰轻孰重,很难有个统一的观点。

　　“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监护人签字放弃抢救可以,不违法。但如果签字放弃后,又自行带离出院将孩子遗弃,这就违背了社会伦常,甚至触及了遗弃罪的法律底线。”严金海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