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这句千古名言,字里行间无不折射出他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胸怀天下,忠君爱国赤诚为民的清明政治家风范,以及先忧后乐以忧为乐的崇高境界。

　　欲做人英 少立壮志

　　范公的忧国忧民之心,早在少年时代便已形成。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写到:“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北宋景德元年,16岁的范仲淹在博山秋口读书时,便立下“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志,这两种人生设想,一是救世,一是救民,可见,少时的范仲淹就抱定了上安社稷,下忧生灵的壮志。为此,他读书时特别刻苦,因为他明白:只有胸怀经天纬地之才,才可救世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他在醴泉寺求学时,因家境清贫,生活艰苦,常常“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数十茎,酢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他曾在《齑赋》中写到:“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志存高远的范仲淹不以贫苦反能求乐,可见他安贫乐道的品性,后他又在应天府雎阳书社苦读五年,大通六经之旨,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开始实施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

　　宦海沉浮 三黜无悔

　　入仕后,范仲淹的忧国忧民意识,变得更为强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范公常以此自勉。他一生宦海沉浮,但“持一节而自信,历三黜而无悔”,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渝。

　　天圣六年,范仲淹初任京官,天生七年冬至,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准备在冬至接受上寿朝拜大礼,届时将有宋仁宗率文武百官为其祝寿。当时满朝文武,莫有敢言者。唯职卑言轻的范仲淹挺身而出,上疏极言不可,他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他认为宋仁宗与百官同列而朝,“亏君礼,损之威,不可为后世法”,并请求太后还政于仁宗。他的言论触怒了颇有野心效法武则天的刘太后,她将范仲淹逐出朝廷,贬为 河中通判府。天圣八年,宋仁宗与刘太后,下诏重建被大火焚烧的昭应宫和寿宁观,从河中等地征调大量木材,范仲淹不顾自己刚被逐出朝歌的悲险处境,凛然向刘太后和宋仁宗呈递《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说这是下不顺民心,上不合天意的做法,请求罢修。刘太后几经三思,终于做出了停建的决定,使河中府百姓免遭一次劫难。范仲淹还针对县城太小,县衙林立,官员太多,摊牌过重的情况,借朝廷准奏停建宫观的时机,再拟《奏减郡邑以平差役》,上呈朝廷,希望合并一些不必要的郡县,以此减轻民众负担。范仲淹不以个人沉浮得失而悲欢,他想到的是“鹏鷦共适逍遥理,谁复人间问不平”,他不想做明哲保身不负责任的“循吏”,而是要“发必危言,言必危行”,以“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使“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

　　明道二年,垂帘听政达十年之久的刘太后撒手西归,宋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还京师,担任谏官。他回京不久,京东路,江淮路发生蝗旱灾害,民不聊生,范仲淹奏请救灾,未得回音,便当面质问仁宗:“宫掖中半月不食当何如?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仁宗深为感动。八月,范仲淹前往救灾,所到之处,开仓放粮,减免赋税徭役,让各县弓箭手役满七年者,归农养家。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范仲淹认为谏官“立殿陛之前”,当“敢与天子争是非”。宋仁宗曾打算废黜郭皇后,范仲淹闻讯,立即进言仁宗,说皇后乃一国之母,无大错,不可轻易废之。他见仁宗不理睬,便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百官“伏阁极谏”,结果惹怒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将范仲淹第二次贬出京都,赶到偏远之地睦州。即使这样,范仲淹依然不忘劝谏仁宗“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他率全家赴任睦州的路上,曾作《出守桐庐道中十绝》,其中第二三首是这样写的:“君恩泰山重,尔命鸿毛轻。一意惧千古,敢怀妻子荣”“妻子屡牵衣,出门投祸机。宁知白日照,犹得虎符归”,这二首五绝充分表现出他愧对夫人,但又忠君爱国,不计个人得失的思想。

　　两年后,范仲淹再次被召还京师,判国子监。当时,吕夷简任相,把持朝政,培植党羽,颇为专权。而范“言事无所避”。史载:仲淹自还朝,言事愈急,宰相阴使人讽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仲淹曰:“论思正侍臣职也。”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欲挠以烦剧,使不暇它议;亦幸其有失,亟罢去。仲淹处之弥月,京邑肃然称治。吕夷简弄巧成拙,使范仲淹愈加成为深孚众望的人物。京师曾满街传唱:“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忧有希文”。政事虽然繁忙,范仲淹却凭着雄才大略,举重若轻,不仅政务皆处理得井井有条,还一直关注朝政,常劝说仁宗““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同时还上呈了《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诿臣下论》,讥指时政,阐明看法。他还告诉仁宗:“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吕夷简知道后大怒,在仁宗面前诬陷范仲淹:“荐朋引党,离间君臣,越职言事”。仁宗就偏信了吕夷简的谗言,将他贬至饶州,这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出京,他在《灵乌赋》中言志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虽危言论朝,遭贬饶州,但他并没有悲浸于个人进退,而是很快投身于饶州的治富平冤的管理中。饶州是江南名茶的集散地,老百姓虽身居富庶之乡,但赋税繁重,因而十分贫困。范仲淹便为百姓奏免向朝廷进贡的当地名茶,奏免了已不产银的德兴银山银冶厂的贡课。他还组织人员整治社会治安和清理积案,短短几个月,便使旧案已断,冤案已平,民心大顺,安居乐业,真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纵观范仲淹的仕途,几乎就是一个屡言屡贬的过程。他“一言为先”,并不是无关痛痒的泛泛之言,而是危言谠论。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和事业心,使范仲淹的一生都很沉重,他虽吃了很多苦头,却不易其志。他说“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忧国忧民,此其职也’”“如卞生献玉,不知其止,足虽可刖,而璧犹自贵”。如果一个对国家对百姓没有责任感和热爱之心的人,他只会局限沉浸于可怜的一己之得失悲欢,绝不可能胸怀如此坦荡无畏的忧天下之心。

　　御夏治庆 戍边保境

　　范仲淹一贯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希望人民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但他也知道,“太平不自存”,古往今来,战争无可避免,所以他虽身为一介文官,却熟读兵法经义,对用兵之道颇有研究,有着丰富的军事理论战略思想。

　　宝元元年,西北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屡犯大宋领土。康定元年正月,宋军兵败三川口,西夏趁势掠土攻城,延州危在旦夕,举国震惊。在这关键时刻,范仲淹临危受命,携子从越州来到西北边陲。先授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继改任陕西都转运使,七月晋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八月兼知延州,开始了戎马偬倥的战争生涯。

　　范仲淹来到延州,立即奔赴前线视察,看到满目凄凉的战争疮痍,看到饱受战争创伤的宋军士气低落,斗志涣散,他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上书朝廷,提出强兵固边,以守为攻的战略方针,可惜,遭到主战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范仲淹的想法是怯懦无能胆小怕事,极力主战。直到1041年好水川之战再遭惨败,宋仁宗和主战派们方猛醒,转而支持范仲淹的积极防御战略。范仲淹以自己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华,为治边御夏,保家卫国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措施。

　　一整军练兵。范仲淹首先采取改革军制,扩军训练的办法,一面大力扩军,一面整顿军队。他指出:“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他“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为六,各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经过改革,延州宋军士气大振,斗志高昂。范仲淹深知良将的作用,他特别留意培育和选任良将,他识拔狄青于诸将之中,并教导他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书,狄青果然不负厚望,屡建奇功。范仲淹赏罚分明,爱兵如子,将帅一心,官兵一体,使当地驻军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抗击西夏的劲旅。边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

　　二筑城御敌。范仲淹防御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筑城修寨,坚壁清野。当时延州前线很多堡寨如塞门,承平等,在战争中都已废坏,范仲淹组织将士在前沿阵地多修寨堡,建立军事据点。延州东北200里地,有一处地方叫清涧,地势险要深入敌腹,范仲淹派才华出众性格坚毅的种世衡前往筑城。施工之际,屡遭夏人侵扰,世衡率兵民且战且筑,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凿地15丈,又穿透石板一层,终得清泉,解决了当地水源不足的问题,使清涧变成延州北面前沿阵地的牢固军事要塞,筑起了一道御敌屏障。在庆州城北的马铺寨,范仲淹同长子纯佑等秘密做好一切物资准备,只用十来天时间,就在马铺寨隔堑相望的南山头上构筑了一座新城,又在城东川对岸建水寨,切断了西夏与大宋边境各少数民族的往来,挡住西夏军侵犯延州的通道。此后又相继修复了承平,永平等城寨,使宋军有效地抵御了西夏入侵,迅速扭转了战局,稳定了西北局势。

　　三营田固防。营田是范仲淹实施积极防御战略,巩固宋朝边防的又一重要举措。在延州任上,范仲淹就总结推广种世衡实行军屯的经验,到庆州后,更全面推进这一经验。他在宋夏边境招募大量当地青壮年,充实军队兵费,加强军队训练,将他们作为守城士兵。对于边疆城堡的防守,采取轮流值勤的办法,士兵不值勤时,一律回家种地,发给口粮,每人还可分到土地80亩,自己能备马的,另可分到赋田40亩,士兵值勤时,发给他们兵器,并允许士兵带家属入城居住,可垦荒务农,也可经商做生意。如此,不但免除了黎民百姓由内地传输军粮的辛苦,而且让士兵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和保障。士兵们为了顾全父母妻儿的安全,而死心塌地守卫边战,舍生忘死。“营田”战略对安定人心,固边守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睦族安民。宋夏两国边境多种民族杂居,如何处理好宋军与边境居民的关系,也是战争取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范仲淹经略西北的民族战略思想就是睦族安民,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反对动辄兵戎相见。范仲淹很重视对边民的扶绥和争取,他认为,熟户蕃部“皆能辛苦,熟于战斗,如抚驭之间恩威并得,大可防托边界,减得兵马”。因此,他经常深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视察民情,给他们解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困难,亲自接见或走访少数民族酋长,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促膝谈心,对有立功表现的部落首领,范仲淹还以大宋皇帝的名义,犒赏奖励他们,功劳大的还报朝廷给他们封号。因而,他们对范仲淹心悦诚服,感恩戴德,亲切地称呼他为“龙图老子”,为其画像立祠,颂扬他的功德,并纷纷归顺朝廷。10多年后,范仲淹去世的消息传来,数百各民族首领“哭之如父”,斋戒三日方各自离去。

　　范仲淹的民族政策和筑城营田等战略,再加上一支训练有素的边防军队,共同组成了抵御西夏的坚固长城。他尽心竭力,御夏治庆,戍边保境,上为朝廷尽忠,下为黎民免灾,为其不平凡的一生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革新政令 安邦强国

　　庆历三年四月,范仲淹因西北战功而擢升枢密副使,再升参知政事,但他没有坐享其成,反而更加关心天下兴衰民生祸福。他没有被大宋王朝“太平盛世”的表象迷惑,而是居安思危,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太平”光环之下潜伏着的诸多危机,为消弭这些危机,范仲淹力主改革。他披肝沥胆,深思熟虑之后,上奏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史称“庆历新政”。在吏治改革中,范仲淹看到那些贪赃枉法,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恶吏,非常气愤,便在考察报告中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撤掉他们的官职。与范仲淹一起参与“庆历新政”的富弼劝他说:“一笔勾之易,焉知一家哭矣?”他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义正词严地表现出他整顿吏治的决心和为天下苍生着想的情怀。

　　“庆历新政”虽得到朝野有识之士和百姓的支持,但直接影响的却是众多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串通一气,攻击新政。宋仁宗在保守派的压力下,只好颁诏废除新政,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为时一年零四个月便就此夭折。革新政令虽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匡时救弊,安邦强国的志向却激励着后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大业奔走呼号,殒身不恤。

　　厚农重商 利泽民生

　　范仲淹在他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的第六项是“厚农桑”,他认为“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生务农”。范仲淹认为治理国家要义在于养民,以民为本,而养民的办法就是发展农业生产,使人民自耕自足,安居乐业。

　　范仲淹孜孜民事,厚农桑,兴水利,非常关注农业生产。他在任地方官时期,就主持了修筑泰州海堤,苏州治水等大型水利工程。范仲淹知邓期间,在庆历六年,邓州自秋至冬数月干旱,庄稼枯黄,他忧心如焚,带领百姓凿井修堰,引水抗旱,期盼丰年。及至初冬,普降瑞雪,范仲淹高兴得像年轻人一样且歌且舞,喜不自胜。这一年,邓州五谷丰登,家饶人足。

　　当时,统治阶级以及士大夫中普遍存在重农抑商的思想,范仲淹一反世俗偏见,悯商贾,重流通,他充分肯定商人促进流通,转运货物,通天下有无,利国利民的作用。他认为“商旅不通,财用自固”,提倡发展商业流通,“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仁宗皇祐二年,两浙大旱,赤民千里,范仲淹当时任杭州太守,他除传统开仓“发粟”等赈灾措施外,根据“吴人喜竞渡”的特点,“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湖边游者云集,饮食,商贩兴盛,为众多小商小贩开创了商机。范仲淹通过活跃旅游业刺激了市场消费,从而带动了贸易,饮食等行业的发展。杭民“好为佛事”,寺庙香火兴盛,范仲淹“又诏诸佛寺主持,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为众多手工业者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贸易和建筑行业的发展。范仲淹通过刺激市场消费,带动其它行业发展,通过商品流通,“以有余之财以惠贫者”,实现了以富济民,使灾民度过了“荒政”,稳定了社会,也活跃繁荣了当地的经济。

　　皇祐三年,范仲淹由杭州知青州。他知青前,青州农民纳税要沿用“支移”规定,青州的田赋要运往博州缴纳,百姓深患远途运输之苦。范仲淹得知青州粮价高于博州,便撇开“支移”苛法于不顾,采取商品流通的方法,让当地百姓卖粮交银,再由官府派人运往博州买粮缴田赋。剩余的钱退还百姓。范仲淹通过“以钱代役”的方法,既解决了当地百姓疾苦,还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经济利益。

　　范仲淹的经济创新举措与求真务实的精神,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他敢于挑战旧俗,为造福人民而殚心竭虑,忧国忧民利泽民生的情怀。

　　范仲淹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志存高远,忠君爱国,革弊兴利,济世安民;作为军事家,他精于武略,攻厉防严,戍边保境,屡建奇功。朱熹赞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王安石誉他“一世之师,由初迄今,名节无疵”,范仲淹的改革同道韩琦更是称道他为“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在古代,正是有一大批像范公这样心忧天下以身许国的志士精英,他们勇于忍辱负重,敢于为民请命,用自己的前途乃至生命做代价,秉公直谏,来为政权的统治者一次次纠偏正误,从而使天下苍生免遭荼毒,以安邦惠民。今天,在世俗的急功近利面前,一些官员不秉持操守,不清正不作为,不讲官德官品,在权利金钱美色面前丢弃了为国民着想的正义感责任感使命感和事业心。一些学者文人欺世媚俗,立场丧失,沦为某些理念的道具。他们都把“为天地良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理念抛至脑后。反思当下变革时期国人的精神危机,寻找我们精神领域所缺失的东西,深感让“范公精神”回归传统,以弘扬浩然正气,重塑高尚人格,是否已经刻不容缓?(邓州市城郊二初中 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