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网讯 我祖母在世时,总是絮叨我的家族史与我家乡石佛镇上回回们的一些事情,不厌其烦。少小时代的我总是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心里并没留下什么印迹,长大后,一度觉得祖母的行为仅是一种朴素的家庭教育,是那个时代文化缺失精神生活匮乏的无可奈何的表现。

　　直到有一天看到博尔赫斯说的一段话,陡地受到提醒,如同母亲深夜昏灯下纳鞋底时,针尖触碰了一下指尖。博尔赫斯说:“事物的寿命总是比人长久。谁知道故事是否到此为止。谁知道它们还会不会相遇。”

　　从那天起,我就有了将会与一些尘封在岁月深处却因了祖母的诉说而不时生动闪现在眼前的人与事擦肩而过错失良机的忧虑:我喋喋不休的祖母不可能长生不老,不可能万岁,她的那些从她的婆婆,她的婆婆从她婆婆的婆婆那里听来进而传下来的事物人物,会在某一天应着真主的口唤一去而不复返。

　　我祖父当年没有留下更多关于我家族的言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缺憾,留给我更多的是他慈眉善目的形象与谨小慎微的性格。这使得我在追述我的家族史时难以避免地趋于柔软温良而缺欠血性与沧桑。

　　好在我祖母一口气活到96岁,喋喋不休而饶有兴致地向我讲述着不同时代里的不同的人与事。每一次末了总会有句嘱咐,“记住,别忘了。”说罢,她的目光并未长久停留在我的脸上,而是越过我,移往远处,伴随一声轻轻的叹息。

　　后来,我一直在想,有很多事物,我们之所以永远都无法看见,不是它们没有呈现,而是因为我们的疏忽、无意而没有和它们建立起可以看见的关系,进而没有使心灵与之连接与沟通。这就使得我们的眼睛无法揭开它们的表面而探其内质。这种目力的有限和视网膜后面的空洞是客观的,但在这种客观面前,我们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无所作为的,更不是束手就擒的,一方面,我们要争取“看见”,能够文学地看见,哪怕是一丝一纹的缝隙与跟进的一丝一纹的阳光,只要看见,就让它跑不掉,我们就抓住不放,就顺藤摸瓜,就刨根溯源,就打破沙锅问到底,就捋出个一二三,再理出个条条道道。另一方面,得有度,我们可以在挖出巷道与路径后,像寻找宝藏一样,虽然困难重重,内心都会难以抑制的快乐,但是,文学的宝藏面前,一定要知道取舍,知道到底取哪些舍哪些,万万不能纵情,不能恣意妄为,更不能我想咋样就咋样,我想咋用就咋用,我想咋写就咋写。应当知道,没有节制的写作,容易流,也容易俗,更重要的,没有敬畏的写作,自然就没有使命感,没有信仰的抵抗与坚守。

　　我并未承诺要写一本关于我家族的或石佛镇回回们的书,哪怕在我祖母我父母面前,我也是守口如瓶的,他们当然知道我写作,但我就是没有向他们许下过我要写家里与镇上人与事的诺言,虽然我也曾给他们读过几篇我写的有关石佛镇回回们的散文,并且他们一听就能说出生活中的原型谁谁谁。我不许诺,不为别的,我是不想让我祖母我父母还有我的家人对我有过多的期许,因为,我深知写回回民族的文章不好把握,写中原地区回回民族的文章尤为难写,即便以我的家族,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石佛镇为主线为背景,我还是多少感到底气不足。但是,我能读懂我高龄的祖母与日益年迈的父母目光中的想法,我也能感觉得到石佛镇上那些回回亲友们目光中的含义。回回民族中不兴宗族祠堂,也闻所未闻哪个回族家庭曾有家谱族谱之说,口口相传是中原地区回回们过去唯一的历史承续的方式。历史,需要文字记录,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与至今葆有温度的亲人事物更需要文字、需要文学来记录来承载来书写。

　　是的,我坦承,我是要把我家族的来龙去脉整理得清晰清楚,我是要把我温软的家乡石佛镇回回亲友们展示呈现一下。通过文学的看见,我来老老实实地叙说与充满真情地描写我的家人我的亲友们感觉过的事物在他们头脑里所留下的迹象,而远不仅仅限于我的大脑对经验过的事物识记、保持、再现的过程。写作回回民族篇章,无论篇幅长短,从一开始,我写的就是印象而非记忆。

　　我的内心在我得悉博尔赫斯之言后就告诉我,这是使命,是我的使命。

　　于是,我迈上了使命之旅,不管怎样,我都将耐心而坚定地踏地行走。

　　其实,我是有所准备的,当使命感在那个早晨或那个午后陡然升腾后,我除了对我之前无视、忽略的反检,更多地关注起我祖母我父母对后代的教育,哪怕针对一件事情只言片语的表现。

　　譬如那年,我孩子去北京读书,临行前,我祖母把重孙子叫到面前,高声大语,“记住啊,俺是回族,不管到了哪里,不能吃的不吃,不该喝的不喝,不许做的不做。别被伊布里斯(经堂语:魔鬼)迷惑了心。”我母亲把孙子拉到一边,轻声轻语,“太奶的话是得记住,关键是要记在心里,要讲个方式方法,别整天挂在嘴上写在脸上。为人处世以前不容易,以后更不容易。”当时,我父亲一直在看电视,待孙子恭恭敬敬接受了太奶和奶奶叮嘱后站在他面前时,我父亲才取下老花镜,不慌不忙地说,“团结是你往后的一件大事,能做到保持个性,体现共性就行。”

　　在对后代人的教育中,我祖母总是以一种直白的朴素的语言提示着、甚或说唤醒着家人的回族意识,她不遗余力的言行中渗透着她及她那一代人对与其他民族杂居中的自己家族、民族深深的顾虑,有很多时候,她无意,也许有意使用许多过去从阿訇从长辈那里学来的经堂语,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或许还有我们的反思。譬如她叫同胞用“多斯弟”,叫忏悔用“讨白”,叫灵魂用“罗哈儿”,叫礼物用“海底耶”,当家人准备做某件事时,她总要说“印沙安拉”(一切托靠真主),当一件事情做成了,她一定会说“艾里哈木杜俩戏”(感谢真主)。我祖母以她的回回意识,经过意义的思索、需求的考虑、感受的体验,简单而凝重地表达着一位回回老人的倾诉与请求。所以,后来每每想起,总是别有一番滋味涌上我的心头。

　　我母亲与我祖母有着相同的顾虑,但方式有所不同,她在单位里工作的缘故以及在平日里接人待物都使她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她认为,只要不涉及回回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等根本性的问题,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大背景里尝试着与家人与回回亲友顺流共行。我想,我母亲是对的,因为她以她的行为拒绝了个性信仰者对回族信仰的私人化理解。我母亲始终冷静而微笑着面对生活,冷静而微笑着面对世界,直至平静地迎接死亡。让一位回回母亲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把生命的全程变作馈赠给这个世界的一个安详而静美的微笑,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渴望的吗?无论是在现世生活里还是在文学世界中。假如一个人怀守着一座美妙无比的生命之城,却把一生的兴趣、时光、精力和智慧投入城外荒凉的旷野、黑暗的孤独、腐朽的气息、灵魂的惊惧和噩梦缠绕的生活之中,那此人的一生,实在是一场悲凄的自我放逐。

　　我父亲以家教严格著称,此次叮嘱还是保持了他家教要求上与表达风格上的一致性。他从公职岗位上退下来,虽有回回自我,但公共关注仍是他退休生活的应有之意与不二话题。他言及的个性与共性,既是他对生活与工作的理解,又是他的心得经验。在过去对我们的教育中,我父亲既有别于我祖母,也不完全相同于我母亲。他更多的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公共教育,长大成人后,我在阅读众多书籍,特别在阅读《古兰经》中,发现了一些反复出现、被再三强调的概念,譬如“诚实”,譬如“善良”,譬如“公平”、“正义”,譬如“忍耐”……这些,无论作为个人品质、社会秩序原则,还是作为宗教特征,都是丝毫忽视不得而最应该受到重视,最应该被发掘发扬的。因此,我认为我父亲一以贯之的教育给我之后的散文写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文学关系人的生存命运和终极关怀,而散文更是靠近生命主体,同时也更需要时光孕育的文体,这就要求我在书写我的家族及石佛镇回回们时要透过感性的叙述与描写,来理性地把握人的生存境遇、人文精神表征,以便进行终极关怀和精神追问。如果无视世俗强力介入后的现实底层,无视中原地区现代浪潮给旧有的日常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颠覆、甚至破碎与毁坏,那么,只能是我自我呓语所传达的一厢情愿的安逸、安详、宁静、幸福,对生活的真实性与情感的真诚度一定缺乏体认。

　　《水的血脉》,为回回民族,尤其是为中原地区回回民族而写,为所有曾经抑或进行时关心关爱回回民族命运的人所写。亦为我的家族所写。我多么希望,它能以它具有的绵延性,承载起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印记和浓重的岁月光影。

　　《水的血脉》后记

　　因为一直在乐此不疲地修改着这些于近年已发表过的散文作品,所以,在鲁迅文学院305室结集《水的血脉》的过程中,我内心一直被一个秘密击打,这个秘密就是,我又能像耕了一季子田地终于暂时解除了犁轭的牛一样获得快意。

　　我试图与缓慢的语言文字一次别离,似乎真的张开了自己的网,捕捉着我的快意。

　　一本新书问世,没有快意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只是快意有短暂与长久之分,我的快意应当是短暂的那类。并不是我不相信自己,我对生活之相信与热爱虽不能彻底消除我时常泛起的对它的怀疑,但从本质上讲,我是坚定地相信与真诚地热爱。其实,一个人的相信与热爱往往正是从怀疑出发,经过比照,经过推敲,经过判断,最终抵达确认的彼岸,如此,这样的相信与热爱更本真,更诚实,更符合文学创作的要求。

　　我的快意的确是短暂的,并且,接下来,惴惴不安将会持续较长一个时段。很多人都说过,作者在作品问世后,与作品的关系就戛然而止,甚至一刀两断了,倒是读者与作品从此构成了或熟悉或陌生或亲近或疏远或相见时难别亦难或心如止水无涟漪的关系。但是这个说法,对于我却并不灵验,我一直无法在短暂的快意之后轻松放松,无论是从日常生活中,还是从写作状态中都难以松弛下来。我想,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一定是终生的,永远的,如父子如母子。作者随时随地就站在作品身后,一直就站在那儿。

　　所以,我终不能像牛。无论是耕了一辈子田地,还是耕了一季子田地,终于在哪一天永远或暂时解除了犁轭,那都必定是难以言说的快慰。

　　我以为,散文写作常常是和写作者的生命同步的,生命不息,散文写作也难以停止。生活原本有一千种方式,选择散文写作终归是缘分,更是幸福。应当珍惜,应有敬畏。坦率说,当下远非散文时代,虽然文本纷呈,貌似繁荣,事实上,很多人心中常泛起萧索之感。而时至今日,我仍坚持散文写作,早已不再是为了得到同一时代人们的尊重或喜爱,也非志存高远去为了对散文创作显现个体或整体的贡献。我真实的想法是,以自己本真的专注与投入,沉稳、朴素而真诚地在堵塞的生活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呼吸,并将在有别于其他的这种有滋有味的劳作中找寻一条路径,朝前走,一直走下去。

　　如此,还能够一切都能化淡,以安逸的心态,过上那种闲云野鹤的日子吗?所以,我完成一次写作后的快意总是那么行色匆匆。

　　2015年7月初,京城的上空再现北京蓝。鲁院课余之时,内心里那个击打我的秘密与窗外令人心抖的蓝天白云里应外合,更加强烈地击打我。写完《水的血脉》最后一个字,顾不上收拾,我冲出305室,冲下楼梯,冲向院落,沐浴在北京蓝下。我深知我的快意是短暂的,短暂到转瞬即逝,如同北京蓝的闪现,我必须拉长这点快意,使自己能够真实地凝望一下,触摸一下,念想一下。

　　当然,想归想,做,总归做。

　　散文集《水的血脉》,作者胡亚才,回族,1962年12月生,固始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第18期学员,河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散文诗学会副会长。自1981年至今,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作品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等多种类型。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真实的夜晚》,散文集《春天的角度》、《另一种存在》,诗歌集《一切如我们的虚拟》、《我的城》,散文诗集《时光的缝隙》。散文作品被译为藏、哈等五种少数民族语言,并先后进入“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散文排行榜”提名,多篇分年度入选《中国年度散文》、《中国年度散文诗》。散文集《另一种存在》被人民日报推介,获首届“河南省杜甫文学奖”。创作经历与创作成果在《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中有专节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