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治理如何更加开放审慎

2017-12-12 09:50 来源:人民网

  近期的几个公共治理议题,包括北京大兴火灾后的安全隐患整治、部分省区急推煤改气(电)项目及北京清理牌匾行动,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与热议,其中不乏批评。

  几个议题的密集出现,让各方对互联网时代公共治理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思考。政府决策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但这种根本利益如何更好体现,整体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如何调和,目的与手段的正义如何兼顾,短期效应与长期目标如何平衡,其实都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时刻考验着决策的智慧和精细度。而互联网时代又增加了一个重要变量,也就是公共舆论的审视和评判。

  任何一个决策及其引发的后果,都体现一种价值导向。面对批评,政府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有时可能会觉得委屈,因为决策目标都是善意的。目标也许没错,但需要根据实际执行效应进行动态的价值排序。排查公共安全隐患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是当它与导致部分群众无家可归并列时;改善大气环境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当它与一部分群众挨冻甚至冻伤并列时,都需要重新进行价值权衡。

  当不同价值出现冲突,一方面需要思考如何兼顾,如整治安全隐患中的公共安全和个体权利,遵照“为实现某种较优越的价值而必须损害次之的价值,不得逾越必要的程度”的原则,在方式方法、工作节奏方面做出优化。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针对安全隐患大整治行动提出要注意方式方法,防止个别地方简单化,防止急躁情绪以及注意把握工作节奏,给分流群众留出时间,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另一方面,两种价值无法兼顾的情况下,需要基于价值排序做出取舍,正如环保部紧急发文纠偏煤改气。群众生活与社会发展目标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优先满足群众生活需求,也体现了“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在不同位阶的价值目标进行排序的过程中,公共舆论参与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政府对信息的获取不一定及时全面,政府的价值考量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周全,舆论的众声喧哗起到补充提示作用。更重要的是,多元价值时代,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判断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各方参与价值排序的讨论,有利于在七嘴八舌中凝聚共识。在关于北京牌匾治理引发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多元价值、审美与文化偏好的碰撞。在公共讨论的基础上,政府决策可以做适当调整,可能纠偏或优化。这种互动,也许并不都是和风细雨的,但有利于降低政策施行的隐性成本。

  当然,许多时候,网友的某些意见表达,除了针对政策本身,还有一些累积的情绪反应。有一些来自对突如其来的运动式执法的吐槽。它所代表的一种工作风格,在今天的舆论场上被打上了一阵风、简单粗暴、僵化等标签。还有一些网友借机表达对城市治理中“零参与感”的不满。对于一些问题,虽然政府部门表态将社会各界意见作为珍贵的工作参考,但这种表态出现时间的早与晚带给公众的感受大有差别。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政策推进,舆论也常常存在很多误解误读。例如,对于北京广告牌匾的治理,什么样的要拆,什么样的不拆,其原因何在,有些时候并没有真正弄清楚,有一些批评是想当然的;将大兴火灾后的公共安全隐患治理,直接与所谓的“清理D端人口”画等号展开批判,其实是失焦的。在讨论逻辑层面,把一件事向极端情况推演,继而树为靶子批判,未免有失偏颇。这些情况,都需要政府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耐心解释,主流媒体提供更多专业报道客观引导。

  无论是争议还是误读,都提示政府管理机构在公共政策推行过程中的主动沟通亟待加强,当前仍常常表现为舆论聚光灯下的被动应激反应。舆论就此表现出的关注热情,其实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倒逼政府部门在决策沟通、解读方面进行供给侧改革。在社会影响广泛、重大的事件中,无论是决策前还是执行中,应努力进行全程的主动策划与沟通。把各方意见公约数的达成,作为政策制定和施行的重要准备条件。

  在这样的前提下,类似清理牌匾这样的事情,本可以成为主动设置议题的一个重要尝试,甚至打造成一个唤醒城市意识、凝聚市民情感的经典互动案例。

  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决定了公共治理决策需要更加开放,整合社会各方智慧;更加谦抑,对权力的边界有清醒认知;更加审慎,对决策风险与实施影响进行更全面的预判与评估。与公共意见的主动、持续、良性互动,无疑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

责编:李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