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都发不起了，情况还能糟到哪里去呢？现在对基层领导的衡量标准，已经不是看你招商引资这些所谓的政绩，而是看你能不能解决吃饭的问题。”提及目前的基层形势，山西吕梁某县委书记这样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述。

　　据其介绍，为了保证最基本的工资支出，该县已经欠发工资数月，最近一次发工资也是向当地企业临时借的款。类似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据《华夏时报》日前报道，在山西省的119个县中，有103个县因地方财政困难发不了工资。

　　该省某地方政府发不了工资的背后，或许是正在严重下滑的山西基层政府财税收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山西9个市、86个县级财政出现负增长，50个县收入降幅达到20%。

　　此前，山西曾因在腐败重灾区而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而在遭遇经济断崖式下滑和官场塌方式、系统性腐败的双重打击下，山西正在遭遇一场旷日持久的“荷兰病”危机。

　　过山车式的反转

　　长期以来，作为资源型大省的山西一度占全国70%的煤炭产能，但在近年又列入了欠发达省份的名录。

　　吕梁市于2003年撤地设市，是山西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下辖的孝义市和柳林县一度是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提及山西的经济发展，革命老区吕梁市注定是绕不过去的。在最近两年时间，吕梁经济就体验了过山车式的反转。从山西省地级市经济增量的正数第一成为倒数第一，从接近两位数的增速到负增长，吕梁经济在2015年之间经历过山车式的“反转”几成定局。还在两年前，也就是2013年，吕梁市还是山西的GDP增速冠军。

　　因煤炭及其相关产业闻名的吕梁市，在其2.1万平方公里的市域总面积中，含煤面积高达1.1万平方公里。2001年至2011年的煤炭黄金十年间，吕梁依靠优质煤炭出现井喷式发展，GDP维持着两位数增速，多年保持省内第一，并创造了“吕梁速度”。

　　山西省的各级领导均在不同场合宣扬“吕梁速度”，称其在偏远老区实现这一成绩实属不易，更有甚者将之与“深圳速度”相提并论。

　　在中国，有着很多因资源而兴起的城市，比如石油之城大庆、煤炭之城大同。历史上，这些资源型城市虽然由小到大、走向繁荣，但由于过于依赖资源优势，造成经济构成单一，当资源由多变少，甚至枯竭时，以及资源价格开始国际性下行时，危机也开始产生。

　　这种危机通常被描述为“荷兰病”。20世纪5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

　　包括吕梁在内，中国诸多资源型城市面临同样的转型难题，既要治愈“荷兰病”危机，又要实现地方经济的发展。

　　在2012年左右，以吕梁为主的山西资源型城市各项经济指标有所下滑。

　　“借钱发工资数年前就是常态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工资开不了了，肯定会出现不稳定因素，只能去借钱，以前个别企业手里还有钱可借，但现在企业也自身难保，只能是想办法从其他资金里挪些过来发工资，一旦连这样的资金也没有，那只好欠着了。”上述县委书记说。

　　据其透露，山西某地政府多年来一直向其管辖的某企业借贷度日，在还不上钱的情况下，便大开绿灯让其拿地，导致当地大部分拍卖土地全在该企业主名下。

　　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地方政府甚至逼迫资金链本就紧张的煤企提前缴纳资源价款，“地方政府找来银行，让煤企以煤矿手续等作保贷款，用于缴纳资源价款。”

　　日益陷入困境的吕梁经济更在反腐浪潮中经受更严峻的考验。

　　山西原首富“失守”承诺

　　在新一轮的反腐浪潮中，多名现任和曾在吕梁担任主要领导的官员落马。长长的落马名单中，包括3名山西省省委常委、一名现任市长、一名退休副市长以及众多的处级干部。随着官员的落马，多名当地知名企业家也陆续被带走调查，目前多已进入司法程序。

　　在现在的吕梁市，“当年GDP赶超省会太原”的豪气正在被挫折感所取代。另一位地方领导表示了担忧：吕梁有多名主要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先后数次向其递交辞呈，但均未获批准。

　　在吕梁市，众多的明星企业主大多和落马官员纠缠不清，这也直接导致官员落马后，各自的企业运转受到牵连。

　　其中，山西省委原常委聂春玉被调查后，吕梁市中阳钢铁厂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袁玉珠，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大土河”）董事长贾廷亮，离柳集团前后两任董事长邸存喜和郭继平等多名企业主被依法带走接受调查。加上之前被带走接受调查的山西联盛能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地方明星企业几乎陷入了运作的停顿。

　　“这几家企业都是年轻人掌舵，大土河是贾廷亮的二儿子负责，联盛是邢利斌90后的幼子，只有中钢稍好，是由老板兄弟负责具体事宜。”当地的一名企业家说。

　　在人脉、经营之道尚未完全交接的情况下，仓促接手企业的富二代显然有些措手不及。

　　“老板在的时候，即便经营再难，还是有关系和人脉顶着，有些事情时间久点也能解决。但老板被突然带走后，很多东西都没移交，接手的人很难开展工作。而且银行等合作单位更看重的是老板本人的实力，老板失联后，抽贷的情况陡然增多。”上述企业家认为，要想顺利交接，难上加难。

　　事实证明，仓促接手的摊子并不好打理，缺少了父辈人脉和经验的企业，越发困难。以上述某大型煤企为例，由于企业效益持续下滑，工资已停发一年多，工人开始不满，厂矿周围的村民也对补偿和优惠条件不满，也开始对企业发难。

　　在吕梁的煤老板圈子中，大土河的掌门人贾廷亮排名前列。他拥有5家煤业公司和3个焦化厂以及众多下游企业，资产规模超过200亿。2006年，因发行过两次短期融资债券，被胡润发现，列为山西首富。

　　“不欠薪、不欠税、不欠息、不借高利贷”，曾是贾廷亮多年来办企业给自己立下的底线和死规矩，但这“四不”规矩却在近年来一一被打破。

　　2015年10月底，吕梁市国税局对外公布了38家大型企业在内的欠缴税款通知，包括冀中能源、山西汾西矿务局等知名企业的旗下煤矿在列，大土河也名列其中。

　　“先是借高利贷，然后是欠息，接着是欠税，去年老板没被调查时，还能借上钱给我们发工资，现在2015年的工资压根就没见过。”一名大土河中层告诉记者。

　　在多重危机下，企业家为了节约开支，开始在环保上打主意，关掉环保设施、故障的环保设施带病运行成为企业节省成本的选择。

　　大气污染随经济下行严重反弹，吕梁市也因此成为环保部约谈对象。国家环保部网站公开资料显示，该市多个停运环保设施的大型企业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抓了现行，包括大土河、中阳钢铁有限公司、山西省交城县华岳玻璃有限公司。其中中阳钢铁有限公司因为排放大量污染物和扬尘问题严重，被相关部门点名批评。

　　多元发展受阻于“一煤独大”？

　　有专家认为，一直处于受困于“一煤独大”的资源型经济结构，往往出现“煤炭价格高时不想调、煤炭价格低时调不动”的市场悖论和现实矛盾。该省经济增速已经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换挡，而煤炭需求下降，则是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中最为现实的难题。

　　山西也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由“一煤独大”转向多元发展的思路了。此前多地也曾尝试转战，但收效甚微。

　　同样是在吕梁市，曾经标杆为“经济转型”的“一号工程”却差点烂尾。2010年开工建设的汾酒园区曾被誉为“山西转型标杆工程”。按照该规划，汾酒园区的面积5平方公里；投资50亿元，并计划于2010年开工，3年后建成。

　　就在3年后，即2013年底，建设中的汾酒园区横生变数：资金链断裂，工程仓促停工；多名投资人被捕入狱；项目主要负责人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2015年4月，沉寂一年多后汾酒园区在迎来新的注资后勉强再度动工，据园区包工人员介绍，新的投资人也只是结清了此前的部分欠款，现在干的活也并未付款。

　　“面对转型，地方官员的压力极大，让企业家上马他们从未涉足过的行业。这样象征性的投资，行情好时，老板们被迫跟做慈善一样象征性的投资，也不上心去管理经营。行情稍有下滑，投资就跟不上了，不少所谓转型项目就这样打了水漂。类似的半拉子转型工程在山西不在少数。”山西当地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集团中的旅游项目，被誉为山西煤炭企业转型旅游项目的佼佼者。即便是这样顶着无数光环转型成功的企业，也在其董事长意外身亡后，被前去查账的银行发现，该集团早已资不抵债。

　　在不少受访人士看来，山西以前错位的政商关系是导致山西转型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

　　新书记，新办法

　　在一段时间内，山西政商两界普遍把它和反腐联系在一起。

　　在山西出现塌方式、系统性腐败后，临危受命的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对腐败有着自己的认识：“治吏是关键，先从官员身上入手，让能者、贤者上位，以前也不是政策不好，关键是到基层后就大打折扣。”

　　在其看来，一是党务方面没有从严治党；第二没有从严治吏，权力失控；第三没有拧紧总开关，道德塌方；第四没有从严查处。王儒林称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不是个案孤立的，它是一坨一坨的。

　　高压反腐下，山西省管干部一度空缺311名，其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免职的有34个。

　　不过王儒林总结认为，反腐并不影响经济建设，山西经济发展压力大的最根本原因是一煤独大、轻重工业比重严重失衡的结构问题。

　　进入2015年后，山西高层也开始对持续下滑的各项指标作出表态。从5月到9月，山西官方在三个月内连开三次推进大会，分别提出要在金融振兴、科技创新、发展民营经济三个方面实现突破。为此，王儒林亲作部署、提要求，并在全省推进相关工作。山西高层寄望借此逐渐摆脱当前经济困境。

　　为此，山西省在去年就以“百日百项工程”开工和“四个一批”工作为抓手，采取了下达投资目标责任状、月调度、周报告、投资进度和开工计划在政府常务会议室“上墙”等多种办法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该省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接下来的5年要做好“煤”和“非煤”两篇文章，将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主要任务，着力推进煤转电、煤转化产业发展，有效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提高煤炭就地转化率。

　　另外，“金融振兴”也纳入该省战略决策的视野。“金融振兴是山西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解决山西企业资金短缺和应对经济下行的迫切需要，是山西金融业自身发展壮大的迫切需要。”在2015年5月29日召开的山西金融振兴推进大会上，王儒林用长达万余字的讲话，阐述了山西对于“金融振兴”的战略决策。

　　金融对于山西来说并不陌生，无论从数百年前的晋商历史看，还是从目前山西8000亿左右的存贷差和山西充足的民间资本力量看，山西既有重塑金融辉煌的基因，更具备现实基础。

　　“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兴则经济兴，山西将转型发展的‘突破口’瞄准了金融振兴。”山西某金融机构人士表示。

　　他认为，事实上，金融振兴、科技创新、民营经济本就是山西的短板。山西此举也因此被公众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