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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不要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换一个!

2017年10月09日15:59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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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与巴金 

萧乾与巴金

  “畏友”的故事——巴金与萧乾

  陈丹晨

  文洁若大姐写了一本新作《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文笔活泼平易,生动有趣,既勾勒了这两个老头儿的一生和交往,又重点突显、比较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与相同的身世、个性和人生经历,写出他们之间极为深厚的非同一般的长达七十年的友情。许多为人熟知的、或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这本书里,都有详细准确的描述。

  文洁若说:“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萧乾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怎样做人。’”这些话强调了巴金对萧乾一生的重要性。

巴金与文洁若

巴金与文洁若

  萧乾总结了他与巴金友谊的三个重要内容,即挚友、益友、畏友。前二者比较好理解,文洁若的书中也有较详细的描述。如萧乾最早是在巴金的启示、鼓励、影响下,有了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以至后来终于走上一条他认为正确的健康的人生和文学之路。当他处于人生的低谷,被社会遗弃的时候,只有巴金一如既往仍然热诚相待,使他懂得在任何境遇下都对自己不要失去信心。巴金始终对萧乾抱着热切的期待并持很高的评价,希望他把他的“才华和文采”贡献出来,萧乾觉得巴金几十年来一直推动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进”。这些真挚美好的友情,充溢在过去萧乾的有关文章中和现在文洁若的书中。至于“畏友”之说,他们也有所涉及,但我想在这里作些补充,因为这在今天的文坛实在是太难得了。

萧乾与巴金

萧乾与巴金

  萧乾第一次婚变,巴金“看不惯”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萧乾的感情生活问题。萧乾一生有过四次婚姻,情况各有不同,文洁若书中都有记述和评点;也说到巴金对萧乾第一次婚变的批评。巴金说:“我批评他,同他争论过,我看不惯那种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换一个的办法,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感情,等等。我谈得多,我想说服他,没有用!但是他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对一个朋友的私生活肯这样直言不讳,这样鲜明表示自己的意见,在文坛这个圈子里是很少见的。

  当年萧乾和巴金在香港九龙码头见面,萧乾要巴金一起等候见他的新女友时,巴金坚决不见,掉头而去。对巴金来说,他绝不是矫情,更不是说教。他是真诚的。他对恋爱婚姻历来主张,既要有感情,又要负责任。

年轻的巴金

年轻的巴金

  他对另一位朋友杨苡,当在生活中碰到不顺心的时候,也劝她:结了婚,“算是负上了责任”;“系在一个共同的命运上,就应该互相帮助,互相谅解,互相改进自己。”而且,巴金更主张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改造社会的事业上。他对于别人如此,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更是这样,他与萧珊坚贞不渝,相爱一生,是众所周知的。他对自己的写作生活也是这样的:他一生觉得自己身内像是充满着激情,像有一根鞭子在驱使着自己,为人类和民族的进步献身。他是个言行一致的人。所以萧乾说他是医治他的心灵的医生,视为“益友”“畏友”。

  但是当时萧乾却听不进去,任性而为,白白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才华。文洁若说他早年写出《梦之谷》时的艺术灵感因此都失去了,被艺术女神抛弃了。由此比较巴金与萧乾两个人的性情、心灵不同处,导致了不同的后来。萧乾晚年,对于当年这段婚变,一直歉疚在心。这也正是文洁若书中特意把萧乾写的“心债”两字作为标题的用意。

  巴金要萧乾“器量大些”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萧乾被打成右派时的遭遇。文洁若对此语焉不详。1979年,我和唐达成曾去看望萧乾,那时他住在永定门附近的一个陋室。达成和他是老友老同事,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但他一样非常随意亲和,像是与一个相识多年的朋友那样。谈到当年反右派,他漫不经心地说:“我对所有批判过我的人,都不会计较,但对叶君健,我是决不会原谅他的。”达成是过来人,知道此事的原委。我在反右时还是北大学生,是从当时的文艺报上读到有关此事的报道的,虽然事隔二十多年,仍留有深刻印象。果然,过些日子,萧乾在香港杂志《开卷》1980年第10期上发表文章《猫案真相》,叙述此事的本来面目。巴金看到后,从此到1985年,在长达五六年时间内,至少有六次在信中提到关照萧乾,不要纠缠此事,不要再提叶君健。但是萧乾在这时期给巴金写了许多信,却没有什么反应,直到1985年9月的信中,才勉强回答说:“器量问题我一定注意就是了。”显然他是有所保留的,但他尊重巴金,还是不再提说此事了。

年轻时的萧乾

年轻时的萧乾

  当然,萧乾所以如此,是有他的原因的:1957年反右派时,曾对萧乾连续召开批斗大会,许多批判发言多属辱骂和人身攻击。有一次,叶君健以一个战时也在英国的当事人知情人的身份发言,揭发萧乾如何向一个英国女人谄媚,像她豢养的一只猫似的匍匐在她的脚下。这个绘声绘色的发言无异像扔了一颗重磅炸弹,使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一下子从政治批判转成对其人格的鄙视和唾弃,进而达到对萧乾批判的大获全胜。叶君健的批判是否系会前主持人事先的安排,则不得而知。但这对萧乾确有极大的杀伤力,即那时流行的说法:把他搞臭了。难怪萧乾对此耿耿于怀,一旦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他是非把此事说个明白加以澄清不可的。但巴金又为什么几次三番叫他不要再提此事呢?

  其实巴金是非常同情萧乾曾经受过许多委屈和苦难的,但是,首先他主张对人(包括亏待过自己的人)要宽容,要器量大些,心胸开阔些。他以自己为例:“文革”时,老友赵家璧经不起造反派的逼迫,胡编了许多不实之词,说巴金有许多反对毛的言论;造反派如获至宝,以此来整巴金,使巴金吃了许多苦头。“文革”后,巴金从不对别人提此事;在编《巴金全集》书信卷时,把涉及赵家璧、叶君健等的名字都隐去。但这次在文洁若的书里,有关巴、萧来往书信中,却都明白地保留下了。其次,他历来认为萧乾有才华和文采,可以写出更好更多的作品来。过去因为政治原因,浪费了二十多年的宝贵时光,现在更要抓紧时机,不要为这些旧事分散精力和时间。第三,他对当时政治环境颇有看法,曾引用别人的话来告诫萧乾:“拿棍子的人还有”,“要冷静些”,“你还得有更大的成就,还需要埋头,小心地写下去”。这些肺腑之言,金玉良言,可见巴金对朋友的一片赤诚之心。所以萧乾对叶君健问题在感情上不一定能够释然,但还是听从了巴金的劝告。

萧乾和文洁若

  巴金说:“……我死了,也难闭上眼睛。”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曹禺的《雷雨》发表的问题。前几年对这件文坛公案聚讼纷纭,颇有歧异。还是上面讲的1979年我和唐达成访见萧乾那次,萧乾也讲到此事,说:“曹禺写了《雷雨》剧本,给靳以,靳以压着不发。有一天,巴金从编辑部办公桌的底下抽屉里发现,已是布满了灰尘,后来看了以后,决定马上发表。”萧乾讲这段话时对章靳以的不满表情,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晰(据萧乾文章中说,他在“文革”下放干校时,在稻田里,也曾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事说过这件文坛掌故)。正是这种情绪,在他后来写有关巴金文章时,也都统统表露了出来。这就引起巴金极大的不满,在信中多次严词批评和告诫萧乾:“你写文章表扬我却把靳以扫了一下,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读者怎样看我呢?我死了,也难闭上眼睛。因为这不是我的交友之道……”他希望萧乾在文章中,“写出事实就行了”。

巴金和曹禺

巴金和曹禺

  因为这件事情的当事人,如靳以、巴金、曹禺以及郑振铎、李健吾等都已作古,很难再把每个细节都弄清楚。他们生前讲到的一些情况,也都有一些出入,与这些老人在半个世纪后记忆有误不无关系。例如,巴金给萧乾信中说:当时他听靳以说,曹禺“写了一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但没有说清是放在作者手里,还是放在编辑部。曹禺给巴金信中说:“是你在那里(指北京三座门大街14号《文学季刊》编辑部)读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屉里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见这个青年还有可为,促使发表这个剧本。”萧乾说稿子积满了灰尘,是说在编辑部抽屉里放的时间久了。

  但事实是:1933年9月巴金到北京后,郑振铎、章靳以与他一起商量决定创办一个刊物,定名为《文学季刊》。10月,以这个刊物名义正式宴请在京的著名作家共同筹划并组稿。1934年1月创刊号出版。曹禺的《雷雨》是在1934年7月即第一卷第3期刊出的。也就是说,它在编辑部最长的时间也不可能超过九个月,减去一本季刊的正常工作日三个月的周期来算,充其量耽搁了六个月。其次,所以没有及时选用,巴金说:靳以“把稿子送给了一位朋友看过,那位朋友说:‘写得乱。’他就不敢用了”。这里说的这位朋友据说是指李健吾。但是李不是《文学季刊》的编委。《文学季刊》主编是郑振铎和章靳以。靳以主持日常编辑工作,周旋在各编委之间,他与曹禺又是中学老同学,所以有了不同意见,他就为难了。巴金是编委,是创始人之一,文名也大,和靳以一起住在编辑部里,参与实际编务,说话就比较少拘束和顾虑。他从靳以手里要来这个剧本,看后很激赏,就决定发表了。所以无论怎么说,最早“决定发表它”的是巴金,这点是人们一致的看法,是没有歧义的。

左起:萧乾、曹禺、沈从文、靳以(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左起:萧乾、曹禺、沈从文、靳以(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再次,当事人曹禺、巴金从来没有说过靳以处理此稿有故意扣压的问题,相反曹禺在出版这些剧本写的序跋中,都对巴金、靳以表示很真诚的感谢。1936年1月,曹禺在《雷雨》单行本序的末尾说:“不过这个本头已和原来的不同,许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动,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和我的友人文慧(谢谢他的友情,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孝曾、方叙,他们督促着我,鼓励着我,使《雷雨》才有现在的模样。”这里的文慧是巴金的笔名,方叙即章靳以。同年11月,在《日出》单行本出版的《跋》的末尾,曹禺又说:“最后我愿意把这个戏献给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1940年12月,巴金在曹禺的《蜕变》单行本出版时写的《后记》中说:“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这里说的另一个朋友就是靳以,因为曹禺早期的剧本都是在靳以、巴金编辑的《文学季刊》发表的,这些都充分说明曹禺与靳以之间没有什么过节,靳以也没有理由故意去扣压曹禺的作品。

  萧乾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但已进入北平文学界,常来三座门大街14号编辑部会友聊天。在这件事上,他毕竟不是当事人,也只是听到一些传说而已。从巴金给萧乾信中,可知萧乾与靳以个人间有点不和。所以,他对此事的说法,不足为信,也是引起巴金对他批评的原因。萧乾还是尊重巴金,在他写的有关巴金文章中,删去了他原先的说法。

巴金(中间)与沈从文夫妇

巴金(中间)与沈从文夫妇

  共同的理想追求

  从巴金给萧乾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巴金对萧乾的关心、鼓励、友善,还常有批评和提醒。他提醒萧乾要器量大些,眼光远些,谨慎些。他关心萧乾的住房、工作、写作,他欣赏萧乾有才华、文采,鼓励他多写,写出传世之作。他批评萧乾有时过于聪明,显露锋芒。他同情萧乾过去遭遇不幸,为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而高兴,称这是正义得到伸张。但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他对萧乾不留情面直言不讳真诚友善的批评。

  几十年来这种肝胆相照的深厚友情使萧乾视他为亦师亦友,既益又畏;即使有时未必完全同意巴金的意见。因为“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它不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它时刻鼓励着你向上,总怕你跌跟头。当你跌了跟头时,它不是称快,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而是感到痛:这种痛里闪着金子般的光辉,把人间(即使是没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所以,萧乾把从年轻时就结识了巴金看作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

  巴金和萧乾的友谊是上个世纪文坛的一段佳话。这种真挚单纯的友谊在今天还多吗?我不知道。他们有很多不同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同一个理想追求上,这就是文洁若在书中说的那样:“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启迪善良的人性,鞭笞一切丑恶,在国家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日子里,为和平,为正义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文洁若写这两个老头儿的故事是有深意的,有现实意义的。

  文洁若(萧乾夫人)附言

  编辑部出于好意,在发表此文之前拿给我看了一遍。完全不知道陈丹晨先生到天坛南门东二楼的寓所去看望过萧乾(“文革”后期,日本文学这一摊从以前的一个和尚发展到两个和尚,害得我在办公室住了十年,夜以继日地搞业务),看了此文方晓得,他对萧乾的了解,比我想象的深得多了。萧乾认为,在复旦任教时期,倘非章靳以带着某种情绪对他讲郭沫若被称作郭老,茅盾被称作茅公,他不会那样来写那篇文章(用钱钟书的话来说:“萧乾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所以介绍情况时,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靳以的。至于叶君健,由于萧、叶二人在英国期间打过交道,萧乾于1946年回国后,叶君健夫人找上门来,着急地告诉萧乾,丈夫已多日不来信了。萧乾不假思索地把刚收到的一封叶的来信拿给叶夫人看。上面是满纸春风得意。俗语说:“夫妻吵架,狗都不睬。”事后,叶认为萧乾挑拨了他们夫妻的关系,所以没把英国人托他带给萧乾的照片转交给萧乾。

  2005年11月

文章关键词:巴金 责编:刘天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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