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者获取的档案材料和亲历者口述中,还原出的李培基形象却与电影中大相径庭。
张仲鲁,巩义人。1918年赴美留学,1923年回国,曾任河南大学校长。大饥荒期间任省政府建设厅长,建国后曾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被指派
亲见中原赤地成炼狱
当时,作为省政府指派的大员之一,张仲鲁等人从洛阳出发,担任荥阳、郑县、新郑、密县、郏县、宝丰等县的督催军粮任务。
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在新郑,代表密县的白姓老人(密县推了白姓、牛姓两位老人来见)提起密县灾情,便大声痛哭。沿途灾民,有挖草根的,有摘树叶的,亦有剥树皮的。从郑州循大路南行,乞食逃荒的人络绎不绝,景象凄惨,令人目不忍睹。这时正当麦后,灾荒只刚开始,而各县情形已显得十分紧张。
随后,张仲鲁又到方城、舞阳、南阳等县视察救灾工作,途中已见有人倒毙。方城城外即有“人市”——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来到洛阳,见车站附近,满是灾民,呻吟号哭之声,惨不忍闻。一有火车,争相攀登,车顶轮下,不管多么危险,都想爬上去。有的等了数日,也登不了车,男哭女号,出卖儿女,不讲价钱,只要有人接受,即可拱手相送。火车西进途中,开进涵洞时,因车顶人如山积,超出洞门高度,被洞口阻挡,从车顶上摔死者不计其数。
灾情最重的县份,时有“食人”惨事发生。襄城县曾因人吃人而涉讼县府;鲁山县一通讯队长靳某曾在邻居家发现一个男孩的残骨。这都是事实确凿,有据可查的。当时官府都以辖区发生人食人为不体面而讳莫如深,当然不会进行调查,更不肯主动上报。至于倒毙途中,为人或狗所食者,也不稀奇。灾民成群,各处流荡,有些人家大人都已陆续饿死,仅剩一个儿童,流落街头,无所归宿。有的母亲已经断气,怀中的孩子还噙着奶头,大声哭闹。
遭驳斥
许昌报饿死5万人挨批
河南人士当时对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所持的态度,是有责难的。他是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省里遭受空前大灾,本应宵旰忧劳,千方百计地从积极方面刺激生产,扭转灾情,从消极方面努力救济,减少死亡,但是他在大灾临头、水深火热之时,对于鼓励生产、救济灾荒既无计划,又欠热情。当然,河南当时是半壁河山,千疮百孔,经济力量又很薄弱,增产救灾,都有困难,但他对灾荒的漠不关心态度,在河南当时,的确引起了普遍不满。
省府的上上下下,并不是同心同德、集中力量同灾害作斗争,而是此猜彼忌,互不服气,互推责任,不敢实报灾情。一个突出例子是灾后许昌县行文报告该县饿死了5万多人,当时被认为这已经是缩小了的数字,但省府认为报的人数太多,予以驳斥,令其重报。
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纵容省府秘书长马国琳与把持河南省银行多年的李汉珍(后因省银行大贪污案被通缉,逃亡多年)互相勾结,结党营私。民政厅长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组之前,本已内定提升主席,不知为啥,蒋介石忽然临时改任李培基,因而方对李心有芥蒂,不服气。教育厅长鲁荡平,在舞阳开设烟厂,大发其财,自恃为国民党中委,对李培基不加尊重,还不时对他恶言恶语。
省府的几个首脑,彼此闹意见,不团结,怎能积极开展救灾?
蒋介石不但不愿救灾,并且不愿听灾。1942年秋,河南各界鉴于灾情日趋严重,推了3个代表(刘庄夫、任劭鲁、杨一峰)到重庆陈述情况,呼吁救济。当然他们也打算面见蒋介石。但是蒋介石不但不见,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河南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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