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底，一心希望面陈灾情的白修德辗转找到宋庆龄，在她的帮助下才终于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完全否认了白所说的关于灾区的一切，当白向他展示野狗刨咬死尸的照片时，蒋介石才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灾情确已严重。
白修德的报道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关注。为了向美国展示其开明的形象，也为了给国内舆论一个交代，蒋介石顺势给自己找了台阶下，一面夸奖白修德比他的任何一个调查员都称职，一面开始高调救灾。
事实说明，一旦政府有所行动，灾民的死亡便会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那位灾区传教士的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自你回去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军队也拿出一部分余粮，全国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酷政——弃民保军、假救灾真夺粮
其实在1942年年底，国民政府已经同意拨给河南2亿元赈灾，但又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管理与军事诉求相冲突的政策。中国自古代起，就强调先免后赈的救灾顺序，赈济的同时不免赋税无异于折腾灾民。 2亿元的数字听起来很大，但是当时灾区的粮价飞涨，2亿元即使全买成粮食，只能购得2000万斤，300万灾民每人只能分6斤多。国民政府的银行系统在此期间还曝出数起特大发国难财的贪污案，2亿又被各级贪污官员刮走了一层。
而在征粮方面，国民政府却沿用了之前的刚性征收措施。在军民交困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军人口粮，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300万灾民人均被抢走了110多斤小麦。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去，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政府派人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地方的保丁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甚至出现过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的惨剧。
蒋介石在河南大灾中弃民保军、假救灾真夺粮的做法，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此时，中国共产党的陕甘宁根据地接收了不少河南灾民。
蒋介石的爱将、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机制下，汤恩伯在重灾区拉夫抓丁，不但大建官署，还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农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权力囤积走私，大发国难财。河南百姓将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在大灾面前也毫无担当精神。 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能坚持到麦收，就能吃到新粮活下来。但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各县县长却怕冒风险，紧捂公仓，不放一粒余粮给灾民，看着灾民饿死。
“报复” ——河南百姓蜂起截杀国民党残兵
河南大饥荒，蒋介石对国民的不负责任，使国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尽失民心，不少河南百姓视国民党部队为比日寇还要邪恶的敌人。 1942年之后的两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发动了意欲打通平汉线的“一号作战”，建成连接中国南北的陆地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5万日军击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尽管中国军队中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
当国民党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整连整连地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参加中原会战的几支主要部队在战后总结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汤恩伯顺势将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利用军权走私、侵民扰民行为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更令人悲愤的是，汤恩伯兵败时，仓库存有的100万袋面粉尚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1942年河南大饥荒，事实上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场大失败。《文史参考》
相关新闻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