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前仰韶文化

2013-04-11 15:42 来源:中原网

  裴李岗文化①是1977年在新郑县裴李岗发现的一种新型文化,它不仅文化面貌独具风格,而且在中原地区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年代在目前来说也是比较早的,也可以称为前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学上的新收获,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一、裴李岗文化的概况
  裴李岗文化已经发掘的遗址有两处,一处是新郑县的裴李岗,另一处是密县的莪沟北岗,两处遗址均在洧水左岸,相距20多公里。裴李岗遗址的面积约2万平方米,莪沟遗址的面积约8万平方米。综合这两处遗址的发掘资料,对裴李岗文化有以下几点认识。
  1.裴李岗文化的氏族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第一,文化层的堆积有的地方厚达1米以上,如果没有长期的定居生活,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第二,遗址中发现有房基、烧陶窑和许多储藏物品的窖穴,这些都是人们定居生活的一般特征。第三,墓地的发现以及墓地和其他遗迹还有打破关系,也是定居生活的一条证明。
  2.裴李岗文化的氏族经济生活主要是依靠农业生产。这从发现的生产工具即可以看出一个大概。首先是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是发现最多的农业生产工具;其次是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这是加工粮食的工具。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的发现,充分地证明了农业生产是氏族生活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氏族定居的物质基础。
  3.狩猎、采集和家畜饲养是氏族经济生活的辅助。遗址中发现的少数的弹丸和骨簇是狩猎经济的反映;发现的栎子、枣核和核桃是采集经济的反映;发现的猪、羊骨骼和陶猪、陶羊,说明氏族内出现了家畜饲养。但是这几种生产活动与农业生产相比较,只能是氏族的一种副业,是生活的补助。
  4.石器和陶器的制造,是氏族内主要的原始手工业生产。关于石器制造,人们不仅已经熟悉选料和制坯技术,而且在磨制技术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虽然有些石器还保留有一定的打制或琢制痕迹,但有些石器却磨制得非常精致。石器的种类不多,主要有磨制的石斧、石铲、石镰和琢制的石磨盘、磨棒等。另外,还发现有磨制石器或骨器的砺石。关于陶器的制造,是裴李岗文化一项十分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在莪沟发现的一处红烧土面遗迹,当是最原始的就地烧制陶器的基址;在裴李岗发现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烧陶器窑,虽然比较残破,但还可以看出已初具规模的简单结构。在这样的陶窑里烧制成的陶器,基本上呈红色或红褐色,灰色陶器是非常个别的。陶质有两种,一种是细泥红陶,一种是夹砂红陶。陶器胎质疏松,吸水性强,容易破碎。陶器纯属手制,大器物多用盘筑法,小器物用手捏制,耳、鼻、腿皆为器体制成后再进行粘接。陶器上的纹饰非常简单,主要有篦纹、压印纹、坑点纹、划纹和指甲纹等。陶器的品种主要有罐、壶、钵、碗、勺、鼎和三足钵等。
5.纺织和人们的装饰。这两方面出土的遗物不多,但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迹象。遗址中出土有陶纺轮,是人们已经会纺线的证明,发现的骨匕可能与织布工具有关。装饰品发现有绿松石珠,还有人们用于发髻上的骨簪。
  6.建筑术的出现。第一,人们会营建简单的烧陶器窑。第二,人们会挖掘储存物品的窖穴。第三,人们会营建半穴居的房屋。在莪沟发现6座房基,均属半地穴土坑。近圆形的房基5座,口径2.17米~2.2米,周壁直而光滑,在南壁或西南壁有伸出房外的斜坡或阶梯门道,迎门的室内有火塘,有的火塘用黄泥或草拌泥筑成灶圈,有的火塘呈箕形。有的房基周边分布有均匀的柱洞,门道两侧有两个大柱洞。有一座房子是从地面向下挖一个长方形坑,南北长2.4米,东西残宽1.32米,室内地面用黄色土铺垫。
  7.氏族的葬俗。裴李岗和莪沟共发现100座墓葬,反映了以下几种葬俗:第一,这时的氏族有了公共墓地。第二,墓圹均为长方土坑,无葬具,方向朝南或西南,虽然多数人骨架已腐朽,但是还可以观察出来他们的葬式是仰身直肢葬。除一墓为二人合葬外,其余均为单人葬。第三,莪沟出现了9座挖有壁龛的墓,随葬品都放置在壁龛里。第四,盛行随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除9座墓无随葬品外,其余91座墓均有随葬品,最少的1件,最多的有26件,随葬品的放置似有一定规矩。随葬品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生产工具,一类是粮食加工工具,一类是生活用具。第五,随葬品的组合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纯陶器随葬,另一种是陶器与粮食加工工具相组合,最后一种是陶器与农业生产工具相结合。除裴李岗M1外,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在其余所有墓内是不同时随葬的。能够区分性别的在莪沟有M31、在裴李岗有M28,都是男性墓,他们的墓内只随葬陶器和农业生产工具,而没有粮食加工工具。从这些迹象看,男女分工已经反映到葬俗上来了。
  8.裴李岗文化的年代和分布。莪沟遗址的年代测定了三个数据,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5737年~前5916年。裴李岗遗址也测定了三个数据,其中最晚的一个数据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5879年,其余两个未经树轮校正的数据,一个是公元前5935±480年,一个是公元前7350±1000年。综合这些数据来分析,裴李岗文化的时代当在距今8000年左右。
  关于裴李岗文化分布的情况,据开封地区文管会的调查,在新郑县除了裴李岗遗址外,还有唐户遗存,面积约4万平方米;西土桥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在中牟县发现了两处,一处在黄店公社的业王村,一处在八岗公社的冯庄大队。在密县除了莪沟遗址外,还发现有东关、城东北角、青石河、张湾和王咀、马良沟等6处遗址。在登封县唐庄公社向阳大队的东岗岭发现1处。在巩县夹津口公社铁生沟大队和鲁庄公社赵城大队村南也各发现了1处。总共五个县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存14处,其中4处和仰韶、龙山文化共存②。另外,在郑州、焉陵、长葛、舞阳、漯河、许昌、郏县、潢川、项城以及山东的滕县等近20个县市,都发现了裴李岗文化③。根据这些不完全的调查,已足以说明裴李岗文化分布的区域实在不能算小。
二、裴李岗文化的独特风格
  裴李岗文化与中原地区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不仅文化的年代居于首位,而且它的文化面貌也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特殊形制与普遍的发现,是识别裴李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磨盘和磨棒皆用砂岩琢制而成,磨盘形制有三种。以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为例,第一种平面近似于椭圆形,一端稍宽,一端稍窄,腰部内收,略呈鞋底状,盘下有四个柱形腿;盘面由于长期使用,腰部已经下凹。第二种平面也近椭圆形,与第一种最大的区别是盘下没有腿,一般较厚大。第三种平面一端尖,一端平齐,无腿。石磨棒一般为圆柱形,由于长期使用,有的成扁圆形或三棱形。裴李岗文化的磨盘、磨棒不仅器形特殊,而且出土数量也特别多。在裴李岗和莪沟两处共发现了57个石磨盘,25根石磨棒。在各县发现的裴李岗文化中,多有石磨盘出土。所以有的同志说“这简直是磨盘文化了”。这样多的石磨盘出土,目前所知道的任何类型文化遗址都是望尘莫及的。
  2.三足器的大量出土,是裴李岗文化又一个明显的特点。三足器有陶鼎、三足罐、三足壶、三足甑形器和三足钵。裴李岗和莪沟出土各类陶器总共只有300多件,但是其中三足钵即有125件,是数量最多的一种陶器,如果加上其他三足器,即有140多件。裴李岗文化盛行三足器,也是其他类型文化无法与之相比的。特别是莪沟发现的三足甑形器,更为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所罕见。
  3.两端刃和舌状石铲是裴李岗文化代表性器物之一。有的是带肩石铲,刃部呈弧形;有的石铲刃部呈弧形或舌状,但顶端较窄,甚至呈尖状。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两端刃石铲,有的两端皆呈舌状或弧形,或一端呈舌状一端呈弧形。石铲在裴李岗文化中是既普遍存在数量又多的一种器物。如裴李岗和莪沟发现石斧、石铲和石镰共117件,其中石铲一种即81件,占总数的69%,这样大的比例在其他文化遗址中是不多见的。
  4.锯齿镰是裴李岗文化的一种典型器物。这种石镰都是通体磨光,制作精致。其形状有弧背平刃和弧背凹刃两种。石镰的柄部略向上翘,柄的下部有一个缺口或两个缺口。这类颇具匠心的石镰,最引人注意的还不是它的形制如何精致,而是在于每一件石镰的刃部都制作有锯齿,正是这种带锯齿的石镰,它把裴李岗文化点缀得更加突出更加明朗化。
  5.陶壶在裴李岗文化中数量仅次于三足钵,两处公共墓地共随葬陶壶78件,它是氏族最重视的生活用具之一,在莪沟大部分墓内都随葬有陶壶,在裴李岗几乎全部墓内都随葬有陶壶。发现的陶壶一般都是小口、高领,并附有对称的弯月形双耳,不论横耳或竖耳均有穿孔,个别的还有纽状耳。器形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圆球形,一种是蛋圆形。陶壶的底部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圆底,一种是小平底,还有一种近似尖底,最特殊的是在球形壶下附三个锥状矮足。这种陶壶当是一种运水工具。
  6.裴李岗文化中的陶勺、深腹罐和圈足碗,虽然没有三足钵和陶壶那样显著的位置,但也是构成裴李岗文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陶勺的出现,在其他类型的文化遗址中是不多见的。
  7.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纹饰也是别有风格的,它既没有色彩鲜艳的彩绘花纹,也没有一般文化中的绳纹和条纹,它的陶器纹饰是中原地区其他类型文化比较少有的篦纹、压印纹、坑点纹、划纹和指甲纹,有的器物上还有乳钉装饰。在中原地区见到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纹饰,使人感到很陌生、很特殊,这些纹饰成了区别于其他类型文化的奇装异服。
  8.壁龛墓的出现,是中原地区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所罕见的。不论是仰韶文化或大汶口文化,甚至后来的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一个墓地发现9座壁龛墓,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资料。因此壁龛墓也应是裴李岗文化的特征之一。
  以上介绍的八种情况,都是非常具体的例证,它已经可以反映出一种文化共同体的特征,所以有的同志提出将其命名为裴李岗文化的意见是正确的④。从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裴李岗文化根本无法归属到任何某一种文化系统。它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它的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因此说把它命名为裴李岗文化是当之无愧的。
三、为裴李岗文化寻找后代
  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显然是一类生命力很强的远古文化,它进一步发展为什么文化,也就是说它的“后代”是谁?下面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与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比较⑤
  在中原地区与裴李岗文化年代接近的有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武安磁山遗址C14测定了两个年代数据,一个是距今7355±100年,另一个是距今7330±105年;老官台文化的北首岭遗址下层,C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7100±140年(树轮校正)。这两处遗址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
  1.农业生产工具比较
  裴李岗文化中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和石镰;北首岭没有发现石镰;磁山虽然发现石镰但没有锯齿。裴李岗的石斧横断面呈椭圆形,刃部作圆弧形,个别的也有平齐刃;磁山发现的石斧较多,多为柱状体,断面与刃部同裴李岗近似;北首岭的石斧,横断面呈扁圆形,平面作长舌形,有的石斧已有穿孔,与裴李岗石斧不同。裴李岗的石铲最大的特点是舌状和扁长两端刃、双面弧刃等几种;磁山的石铲基本上与此相同;北首岭的石铲虽说具有舌形的特点,但其基本形状平面呈短宽近似于圆形,与裴李岗的扁长条形石铲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裴李岗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与北首岭的同类器没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但是与磁山比较接近。
  2.粮食加工工具的比较
  粮食加工工具,在裴李岗文化中发现的特别多。磁山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石磨盘和石磨棒,与裴李岗文化的同类器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特别是磁山发现的I式磨盘(T24②H58:402),与中牟业王遗址出土的磨盘形状极为相似⑥。老官台文化没有相似的器形发现。北首岭出土有磨棒,有文说中腰已经磨蚀变细,未介绍具体形状和尺寸,同时也无图参考,无法对比。北首岭同类的西乡李家村遗址⑦,公布的资料提到石磨盘,但也未介绍具体形状。因此用石磨盘和石磨棒相比较,对老官台文化不能作结论,但是对磁山文化来说,它是承袭了裴李岗文化的传统。
  3.生活用具的比较
  裴李岗文化中发现的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所以,只有以陶器为主来进行比较。裴李岗文化的陶器从陶质来说,有夹砂和泥质两大类。其陶色,从整体来看基本上都属于红色,灰色陶器是非常个别的现象。陶器的制法全为手制,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小件器物用手捏制,器壁皆厚薄不匀。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基本上与此相同。北首岭(包括李家村)的陶器虽然均为手制,但器壁厚薄比较均匀。陶色虽然是以红陶为主,但有相当数量的灰陶。从陶质陶色观察对比,磁山与裴李岗比较接近。裴李岗的典型陶器,如三足钵、钵、圈足碗、假圈足碗、深腹罐与磁山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双耳球形壶和双耳蛋圆形壶,与磁山I式小口双耳罐(T14②:3010)和Ⅱ式小口双耳罐(714②:301)近似。现在再看看老官台文化,三足钵和假圈足碗在元君庙发现有类似的器物,深腹罐在老官台和元君庙有发现⑧。北首岭和李家村也有三足器,一种是竖置的鹅蛋形罐或直筒形罐,不论是平底或圜底,下边都有三个横长的疙瘩小足;第二种是上部为侈口、鼓腹小平底罐下边有三个外撇的圆锥状短足;第三种是上部为一个带把的小壶,下部有三个柱状足;第四种是上部为一个深腹碗,下边附有三个小足。但是这些三足器与裴李岗文化的三足钵、三足壶相比较,其风格没有相似的感觉。北首岭发现的四足双连鼎,与裴李岗的陶鼎也不一样。从以上这些陶器对比的结果看,老官台文化没有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密切。
(二)与仰韶文化比较
  仰韶文化有各种类型,现以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相比较。裴李岗文化典型的石铲、石镰和四足磨盘,在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中找不到踪影(淅川地区发现有锯齿镰,不属半坡、庙底沟类型);裴李岗文化的提水工具如双耳球形壶、蛋圆壶,在半坡和庙底沟也很难找到同类器,不过裴李岗出土的一件Ⅳ式壶(M16),小口、双耳、尖圆底,似为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的祖型;裴李岗文化最盛行的三足器,如三足壶、钵形鼎(或称三足钵)、罐形鼎,在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中是比较少见的,如姜寨、史家村和三里桥等遗址就没有见到三足器,庙底沟遗址出土了那么多陶器,只有一件三足釜,半坡遗址发现了上千件的陶器,只复原了一件钵形鼎。以上情况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但是也有一些共性的因素,例如半坡、姜寨、史家村诸遗址中均发现有指甲纹,半坡还有个别的篦纹;半坡发掘报告中介绍的钵(图八八:2、5)、碗(图八九:9)、深腹罐(图一O六:4)与裴李岗文化的同类器有些近似。半坡遗址出土的盂(图九二:11、14)和庙底沟出土的盂(图二一:H59:25、H322:07)与磁山出土的同类器极为相似。半坡出土的直壁浅腹平底盘与磁山的同类器基本一样。盘、盂之类的典型器物和指甲纹、篦纹,在老官台文化中没有发现,这就说明这两种器物两种纹饰可能渊源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其他几种器物虽然与裴李岗文化的相似,但其渊源还应是地域相同、时代较接近的老官台文化。因此,从总体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有一定渊源关系,但并不十分密切。
  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陶器纹饰有锥刺纹、乳钉纹、划纹、附加堆纹和指甲纹,与裴李岗和磁山文化比较接近。后岗类型中发现有无足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后岗出土的陶钵(H2:1、H8:3、H8:4)、下潘汪的Ⅱ式钵(T31④:17),与裴李岗(A区M23)和磁山的钵(T8②H22:142),下潘汪I式钵(H129:5)与磁山I式盘(T11②H63:335),武安赵窑的陶碗(H4:1)与磁山Ⅲ式碗(T3②:542)等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下潘汪出土的盂(T33④:25)与磁山Ⅵ式盂(T18②:207)和Ⅲ式碗(T13②H29:227)也很相似。武安赵窑的深腹罐(T22②:14B)、下潘汪Ⅱ式罐(T45④:25),与裴李岗Ⅲ式罐(M33)和磁山I式罐(T23②:461)相似。武安赵窑的小口双耳罐(T22②14A)与磁山Ⅲ式小口双耳罐(T25②:428)基本相同。特别是下潘汪的Ⅲ式壶(748④:4)和界段营的壶(H50:1)与裴李岗的I式小口双耳球形壶几乎完全一样。后岗发现的罐形鼎和钵形鼎不仅与裴李岗的同类器相似,而且出土的数量也较多⑩,它承袭了裴李岗文化盛行三足器的传统。后岗类型受到半坡类型的影响也很大,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共性,但是从全部情况观察推断,它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比较密切,虽然年代距离较远,但其渊源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脉络还是比较清楚的。
(三)与大汶口文化比较○11
  裴李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年代距离较大,文化面貌也有差距,但是仔细观察,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大汶口文化中能够看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在裴李岗文化中能够找到大汶口文化某些器物的渊源。例如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纹饰,虽然较裴李岗文化的种类多得多,但是其中也发现划纹、附加堆纹、指甲纹、篦纹、编织纹和点状压印纹,基本上是承袭了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纹饰。裴李岗文化的圜底钵、平底钵、小口双耳壶、钵形鼎(三足钵)、罐形鼎等各种典型器物,在大汶口文化各处遗址中都能找到它的同类器。如大墩子的Ⅱ式罐(大M30:4、大M17:4)虽然无耳,但其形状则近似于裴李岗和莪沟的陶壶;陶钵(大M2:8)与裴李岗、莪沟、磁山的相似;大墩子的陶盆(大M30:10)和西夏侯的陶盆(TI②:3)与磁山的平底直壁浅腹盘非常相似;大墩子的小口双耳罐(大T36)、刘林的小口双耳I式罐(211:10,M66:3)、景芝镇的小口双耳Ⅴ式罐,与裴李岗文化小口平底双耳壶基本上一样;西夏侯的陶壶从裴李岗文化中也能找到它的祖型;刘林发现的带把的陶碗,它的祖型就是裴李岗文化中的陶勺(或称带把瓢);景芝镇发现的圈足碗和假圈足碗,在裴李岗文化中能够看到同类器;在西夏侯发现了一件非常特殊的器物,原报告称为三足罐形甑(T2②:1),在裴李岗文化的莪沟遗址中,发现了类似的残器。另外,裴李岗文化中的带肩石铲和磁山文化中的陶支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有发现。
  现在再从整体来看,裴李岗文化盛行的双耳壶是提水的工具,这类器型在大汶口文化中普遍发现。大汶口文化盛行的背水壶就是在双耳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裴李岗文化盛行的三足器,如三足钵、钵形鼎、罐形鼎等,在大汶口文化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而且又有新的改进。大汶口文化同样是盛行三足器的,例如:景芝镇出土64件陶器中,三足器即有17件;刘林遗址复原了32件陶器,其中罐形鼎20件,盆形鼎、钵形鼎各1件,共22件;刘林墓葬的陶器共530件,其中三足器一类即有220件;大墩子的墓葬中出土陶器197件,其中三足器即79件;西夏侯发现陶器601件,器型共20种,其中三足器即有164件;大汶口出土的完整的陶器共1015件,不同器型14类,其中三足器即有206件,各种陶壶即有223件。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大汶口文化确实盛行三足器和各类陶壶,与裴李岗文化的老传统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以上介绍的整个情况来看,裴李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超过了后岗类型的仰韶文化。
  四、结语
  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类文化,它的时代已跨入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阶段。嵩山东麓的广大地区是它分布范围的中心。裴李岗文化对老官台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它的直系“祖先”;裴李岗文化对磁山文化影响较大,磁山文化当是它的主要继承者。老官台、半坡、庙底沟属于同一发展系统,虽然裴李岗和磁山文化对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归属于它们的文化系统。裴李岗、磁山和后岗属于同一发展系统,虽然半坡类型对后岗类型有较大的影响,但同样它也不能加入这个发展系统。裴李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有缺少的环节,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发现。尽管如此,大汶口文化渊源于裴李岗文化的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观察大汶口文化的全貌,它的许多因素当另有渊源。从裴李岗文化发展的地域来看,它的势力向西发展不大;有一支从嵩山地带向北发展,形成了磁山文化,后来又接受了半坡类型的影响,形成了后岗类型仰韶文化;有一支向东发展融合了其他类型文化,最后形成了大汶口文化;留在以嵩山为中心地带的文化,大河村类型可能是它的远世后代,拟另文论述,这里从略。

责编: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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