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四周都是高档小区，而这里嘈杂、脏乱、压抑有人开始怀念以前的“柴门闻犬吠”但他们又害怕丢掉“村民”的身份毕竟买豪车、逛商场、打麻将的生活让外人羡慕不已。
四周都是高档小区，而这里嘈杂、脏乱、压抑有人开始怀念以前的“柴门闻犬吠”
但他们又害怕丢掉“村民”的身份毕竟买豪车、逛商场、打麻将的生活让外人羡慕不已
村庄正在与他们渐行渐远，他们的未来何去何从，或许连自己都不知道
每天，太阳刚刚落山，整个庙李村就开始躁动，叫卖声、喇叭声……这种混乱让村民们感到不适，可是，丰厚的利益又让他们特别享受。
昔日的小村落发展为今日的“一座城”，村民“被市民”，然而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未能适应。他们说，村里的乱象，他们也试图改变，只是，环境如此，无力改变。
昔日
靠种地得温饱
夏日晚上七八点后，沉寂的庙李村再次迎来沸腾，小吃、衣服、化妆品、手机配件……各种摊位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叫卖声嘈杂。
这时，71岁的老李就会和其他村民一起闪进村里的祠堂躲清静，他们或三五成群地扯闲篇，或四人一组搓麻将……
老李说，整个庙李村有9个生产队、近4000人，和每个以姓氏冠名的村庄一样，这里的李姓人是甘肃陇西李氏的一支，明朝洪武年间，随着著名的“大槐树移民”迁徙到了郑州北郊。
“那时叫冯刘村，后来两姓人逐渐外迁，李氏一族就在此安营扎寨。”老李说，因为当时村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庙宇，于是从清初开始就叫“庙李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庙李村和全国其他农村一样，种地和外出务工是村民两种主要的谋生方式。“靠种地，一年下来仅能保证温饱；出去打工，日子也是过得紧巴巴。”老李说。
改变
女儿的嫁妆30万元起跳
站在庙李村中街向东看，老李指着郑州中方园小区的位置说，以前那里是麦田。而如今，他已记不清上一次拿着锄头下地是什么时候，“以前这时候都该给玉米浇水了。”
城市的发展，让庙李村的农耕生活停止在90年代末。“从那时候起，村里开始‘卖地’，十几万元一亩。”老李和其他村民一样，拿着征地补偿款在自家宅基地上盖房。
庙李村的兴盛时间，几乎和市区城中村的改造同步。一时间，它成为“郑漂”一族的又一个驿站。老李说，2000年时7层楼是村里最高的，2006年时9层楼是最高的，到2010年有人盖了16层楼。
数以万计的外来人口涌入村庄，10多年间，庙李村迅速高楼林立，家家户户靠收租金生活。老李说，如今庙李村也只有“生产队”这个词还能和农村有一丝的联系。
村民摇身一变成“土豪”，妇女们喜欢穿金戴银，男人们则不论年龄，标配多是腕表。除此之外，这里的人还爱上了旅游，北京、上海、海南、台湾……国内的景点，他们几乎游个遍。
连给女儿陪送嫁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李说，种地那会儿，女儿出嫁有的仅送几床被子，而如今嫁妆都是最低30万元，“条件好的，可以再送车或房。”
矛盾
对“村民”的标签既反感又享受
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底气也越来越足。“也有烦的时候！”嫁进村里多年的肖华说，她生在江南水乡，在这里，偶尔会觉得烦躁。
每当太阳落山，整个村子的安宁被“抢占”，只有每天上午9点以后村子才会恢复短暂平静，这时，她就会带上她的贝贝（狗）出门遛遛，“只有这时候，才能呼吸顺畅。”
和她一样，感到压抑的还有53岁的李想。和其他村民不同，他并没有把房子都转租给“二房东”，而是留一部分自己管理。
之前曾出现过6楼租户到4楼行窃，这让李想更小心谨慎，每天一睁开眼就蹲在监视器前“放哨”，“你家的房子成天丢东西，租户一打听，就不愿意来这儿住。”
为了制止高层租户往楼下乱丢垃圾，他多次在大门口贴“乱丢垃圾，罚款100”的警示语，被逼急了，他甚至写下污言秽语以示警告，“只是，环境如此，无力改变”。
这种乱象让李想怀念曾经“柴门闻犬吠”的安宁。不过，他又反感被贴上“村民”标签。在他看来，自己比那些背着房贷的“市民”过得滋润。
“可是，静心想想，咱不就是‘村民’。”李想很矛盾，他着实向往安逸的城市生活，却害怕在丢掉“村民”身份的同时，收租的日子也面临终结。李想说，外人往往认为他们“一房万利”，却不清楚他们不为外人道的苦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