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个村21人进京 专门挖墙盗窃单位财物

2012-03-27 09:59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令人震惊的是,该案31名被告人中,竟然有21人来自同一个村,基本上都沾亲带故,其中不乏夫妻、兄弟、翁婿等。”日前,记者就陈华、赵玉西等31人盗窃、抢劫案采访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马晓霞时,她感慨地说。自2010年1月26日至12月13日,陈华、赵玉西伙同刘宗朝、赵敬夫等人先后17次抢劫、盗窃该市大兴区、通州区、朝阳区16个单位财物,涉案金额115万余元。

  以在院墙上挖洞的方式,专门盗窃单位财物

  “这些人作案有自己明显的特点。”马晓霞介绍,他们只盗窃单位,从没有偷过个人,他们的逻辑是“单位一定有东西可偷”;事先一定踩点,凌晨时分作案,主要采取在墙上掏洞的方式进入作案现场;作案后赃款均分,他们认为“分赃不均很容易产生矛盾,很容易暴露”。

  可笑的是,近日大兴区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时,公诉人马晓霞举证过程中说到一次盗窃后参加者每人分了1.2万元,被告人赵敬林突然气愤地说,那次他也参加了,但只分到了1万元。马晓霞笑着对记者说:“要知道,之前赵敬林一直拒不承认他参与了那次作案。”

  “由于被盗单位安保意识特别差,要么没有安装监控设备,要么监控设备形同虚设。再加上这些人多是后半夜作案,此时是人最困的时候,一般单位值班人员、保安等都睡着了,所以他们频频得手,只有一次被人发现了。”马晓霞介绍,2010年11月3日凌晨2时许,王立奎伙同罗涛、陈华等人盗窃某工贸有限公司时,许贯中等人正在院墙上挖洞,被巡逻的保安发现,许贯中等人就将该保安从洞中拽出来,持棍棒威胁、恐吓他,其他人则进入该公司,抢走保险柜内、值班人员现金共计5800元和价值2.49万余元的电脑、手机、废紫铜等财物。

  “如果当时该公司保安按规定两人一起巡逻,或许这起案件可以避免。为此,我院给管理漏洞突出的5个被盗单位发了检察建议,目前已有两个单位回函,称已经亡羊补牢,排除了安全隐患。”马晓霞说。

  2010年底,陈华、赵玉西等频繁作案,有时一晚上连续作案两次。那段时间,大兴警方接连接到多家单位被盗报案,经现场勘察,警方发现作案手段相似,从现场留下的脚印等痕迹分析应该是团伙作案。当年12月13日,北京警方统一行动,一举打掉了陈华、赵玉西等31人盗窃、抢劫团伙。

  看到他人盗窃发了财,村民纷纷跟着效仿

  据被告人交代,他们看到村里那些在北京“干活”的人家里盖起了楼房,还有人拿“干活挣来的钱”竞选村干部,很是羡慕。虽然他们知道“那钱来路不正”,但为了“发财”,还是携妻带子、呼朋唤友,纷纷来到首都,主动“入伙”,圆自己的“发财”梦想。马晓霞指出:“陈华的父亲就是村中的副主任,赵玉西是村中小队的队长,他们二人的行为对其他村民、亲友的影响很大。”

  “该案31名被告人中,除了陈华、赵玉西等21人来自安徽省濉溪县同一个村外,还有4人与这21人是同一个镇,3人来自相邻的怀远县。”马晓霞介绍,被告人陈俊玲与许奎是夫妻、赵敬成与赵敬夫是亲兄弟、赵玉西是陆帅的老丈人、刘敬平与赵玉西是儿女亲家、陈华是陈俊玲的亲侄子、陈俊玲与陈俊青是堂姐弟……还有媳妇的同村人、亲戚的邻居等。

  “但在金钱面前,亲情变得十分脆弱。”马晓霞说,赵玉西觉得陆帅年龄小,分赃后他只给陆帅一点零花钱,其他大部分自己替陆帅保管着,为此陆帅对赵玉西很是不满。该案开庭时,陆帅的辩护律师辩称:“我的当事人犯罪时只有18周岁,犯罪是受其老丈人赵玉西的影响,因为‘父命难违’,且他的大部分赃款在赵玉西手里,分不清是我当事人的个人财产还是其家庭的共同财产,请求法庭从轻判处我的当事人。”赵玉西的律师听后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驳。

  “在这个团伙中,被告人刘启蒙的入伙方式与众不同。”马晓霞说,刘启蒙是河南人,黑车司机,在陈华、赵玉西等人的租住处附近拉活儿,陈华、赵玉西等人常租他的车去踩点。时间长了,刘启蒙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便主动入了伙。“虽然刘启蒙入伙后没有到作案现场抢劫、盗窃过一次,但他开着车拉着其他团伙成员踩点、前往作案现场,也构成了从犯。”

  不以盗窃为耻,拿什么拯救他们

  为何一个小小的村子中有这么多人结伙盗窃?他们明明知道盗窃来的钱“来路不正”,为何还一犯再犯?

  面对记者的疑问,马晓霞回答道:“法庭上辩护律师的一句话,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什么话?”记者问。

  “在当今‘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大背景下,请求法庭从轻判处我的当事人。”马晓霞说,当时听到律师的这句话,她十分震惊,不知这个社会到底哪里出了毛病,一个律师竟然在法庭上如此辩护?

  “人们之所以觉得盗窃并不可耻、盗窃犯罪有情可原,与价值观、道德观出现偏差有很大关系。”马晓霞说,在该案31名被告人中,作案时年龄最大的51岁、最小的只有18岁,绝大多数在20岁至40岁之间,正值青壮年,凭力气挣钱是可以养家糊口的。

  “更何况他们并不贫穷,盗窃并非为了填饱肚子。在北京,他们大多租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平时的业余活动就是打牌赌博,分到赃款后有的人钱还没焐热就输给了同伙。”马晓霞说,“一个人没有了善恶美丑标准,无知无畏,非常可怕。”

  “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也是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马晓霞介绍,该案31名被告人中,文盲1人、小学文化17人、初中文化13人,他们虽然知道盗窃不是正路,但对其严重后果没有清楚认识。

  刑法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500元至2000元为起点;“数额巨大”,以5000元至2万元为起点;“数额特别巨大”,以3万元至10万元为起点。马晓霞说:“该案中29名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属于‘特别巨大’,两名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属于‘巨大’。”

  “据我了解,现在农村孩子失学情况非常严重,有些人初中没有毕业就出来打工。由于文化程度低,谋生手段有限,他们在大城市中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弄不好就会迷失方向,走上犯罪的歧途。”马晓霞建议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关心农村教育问题,加强法治宣传,让村民学会用知识保护自己,用法律约束自己,常怀敬畏之心,知耻而退。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美好。

责编:梁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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