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在中牟县拍卖超编公车一事中，主持该批公车价值评估的钟垒，身兼主持此次拍卖的拍卖师职务。（7月16日《大河报》）

　　所有欲盖弥彰，不过一语成谶。一连串的“反常”，不过为了杜绝真相流传后的种种联想。

　　还是网友说得好，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回头看这件事，确实多有悬疑：一者，既然按规定，评估公司、拍卖公司必须互相独立，那么，为什么程序上要趟浑水？二者，既然相关部门认为这种“二合一”的兼职并无不妥，为什么要抵死狡辩，在网络公示中动用“橡皮擦”？三者，一个买主竞拍到的车里，竟然就出现4年未年审、无法打火、违章未处理等问题。竞标前不把这些情况讲清楚，算不算交易欺诈？至于“年审”、“违章”的赖皮，难道真是某些公权VIP露出的小尾巴？

　　39.11万元的成交价格是多是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拍卖超编公车不能成为权力私相授受的一个“新财机”。

　　主动拍卖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卖不好，恐怕又会为新的寻租开辟道路。公众的担心显然不是多余的，在买卖问题上，少数权力往往有极端的倾向：只买贵的，只卖便宜的。专家估计，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有资产每年损失量达5000亿至60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6.6%至8.6%。

　　这种异化的“改革成本”，既可能是失范权力的最后一搏，也可能是公权自肥的一种惯性。凡涉国有资产或公共资源交易的地方，就当以最大限度的避嫌求得最小限度的损失。于此而言，没有什么比“无赖假定”更合适、没有什么比公开的监督更得力。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