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每个人都有不悲伤的权利，但并不代表可以无视他人的悲伤，歌舞狂欢，肆意放大自由的边界。对当下而言，暂停娱乐意味着对逝者的尊重和生者的慰藉。

　　雅安地震，房倒屋塌，数千人伤亡，消息传来，举国致哀。无数人在关注震区同胞的安危，献计献策捐钱捐物，这一幕幕的感人画面和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场景无比相似——在遭遇此等天灾横祸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国民并不缺乏爱心和同情，他们懂得相互关怀。

　　在全民伤感的大环境下，部分电视台还在播放着搞笑娱乐节目，演艺人员在荧屏上插科打诨，惹得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愤怒：国难期间，如此行径，简直是没心没肺没人性。随后多家电视台决定暂停部分娱乐节目，改为转播雅安地震。其实从法理来讲，无论地质灾难或是恐怖袭击，无论遇难者是自己同胞还是他国路人，每个个体都可以有不同的情绪表达——既有悲伤的自由，也有不悲伤的自由。电视台有很多理由继续娱乐下去：广告商的合同要履行，艺人要靠演出赚钱生活，收视率事关电视台的收入……是否悲伤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他人本来无权置喙。举国上下痛哭嚎啕，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将自己的悲伤加诸他人。陶渊明写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即便是古人，也并没有禁止他人唱歌娱乐。

　　明代也有“丁忧”之说，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官都不能当了。然而一旦国家需要，又可以不遵从这个规矩，谓之“夺情”。明代权臣张居正就因为“夺情”之事在死后被抄家，祸及子孙。当然这就是政治斗争的范畴了。丁忧三年为期，这说明即便是极其重视礼制的前人们，依然认定悲伤是可以有期限的。不管发生了多么悲伤的事情，人总要过日子的，再大的灾难面前，人们都有不悲伤的自由。

　　然而，法理之外还有道德和人情。一般来说，约束人类行为有三种准则：宗教、法律、道德。道德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不成文准则，虽然不成文，却能起到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盖其可以形成社会舆论，从而产生非暴力的强制性。对他人的不幸给予同情和慰问，而非自顾自地开心愉快，这是人之常情。古代在国丧期间搞娱乐活动是要抄家砍头的；如今文明社会，没有了这种不人道的法律。所以对当下而言，暂停娱乐也是有必要的，这种做法意味着对逝者的尊重和生者的慰藉。虽然每个人都有不悲伤的权利，但并不代表可以无视他人的悲伤，歌舞狂欢，肆意放大自由的边界，这正如在别人家的葬礼上嘻嘻哈哈，少不了被抽一顿大嘴巴。

　　其实，悲伤终有一天会淡然，会散去，人们又会抹去血痕，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那时候再娱乐也不迟，而现在，还请尊重更多人的悲伤。

　　董啸(北京 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