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不管是医疗还是教育，它所具有的地位不是由行政级别决定的，而是得看它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口碑差级别哪怕再高，群众一样不会买账。取消高校等单位行政级别，校长院长不再是官员，自然更能回归学术或者管理的本身，而去行政化以后的学校，也将增强独立性和自主性，有利于更清晰地界定政府、学校，办学者、教育者的权和责。

　　大学首先是个教育、科研，学术和思想碰撞的场所，而不是官场；校长的存在价值首先是为学术科研尽心服务的管理人员，而不是官员。过多地让权力介入到大学的运行之中，必然带来学术氛围的弱化，权力主导模式的形成，从而扭曲了管理和服务的关系，造成了各种教学资源、科研资源的错配。

　　大学行政化对大学的伤害，根本上还是权力决定地位、官位决定资源分配的机制使然。大学对行政化的过度追求，某种程度上也是趋利避害，是对环境的适应、进化的一种方式，行政化的高校虽然不是一个合理的大学运行机制，却是一个很好的争取资源的模式。一所有个副部级校长的大学和一所只有地厅级校长的大学，它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它所能找寻到的支持也是不一样的。以往大学对行政级别的迷恋有官本位的思想在作怪，更重要的是级别本身就是个很好的护身符，一个有较高行政级别的教育单位，无论是办事还是避免过多的干扰，都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在里面。某种程度上说，行政级别也决定了一所大学享受到的资源，没了级别，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又如何来确保什么样的学术地位能获得相应的学术资源？而这正是取消行政级别以后应该破题的地方。

　　取消行政级别，让大学摆脱行政化的制约，就是为了让大学有更多的独立性、自主性，能按照学术的规律办事。其根本目的不在于少几顶官帽，而是让学术造诣高、让有专长的人冒出来，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造福于社会。校长不该有级别，校内的各种行政职务同样也不该有官场意识，他们都应该还原为为学生、为教育服务的人员，这样才能让改革展现出成效来。

　　由此可见，从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开始，进而建立起一套适合国情的运行体系才是最终目标，这包括资源的分配、权力的分配、利益的分配，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摘掉学校的官帽，更重要的是下放权力，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让学术和教育在校园内起主导作用。如果主管部门依然把所有的权力紧紧抓在手里，那么大学依然无法跳开权力体系的掣肘。
(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