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认为，二季度的中国经济仍有可能维持稳中趋降的局面，经济增长率则可能维持在7.4%左右。

　　这也意味着，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采取稳增长措施，出台相关的经济刺激政策。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以及各级政府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来看，主要集中在投资和消费两大领域，特别是投资，仍然是各级政府用得最为熟练、最为顺手、最为习惯的手段。

　　客观地讲，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在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很高水平的情况下，也只能依靠投资和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手段。前提是，投资策略和消费方式都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并及时作出调整与优化。

　　显然，当前的经济形势，已不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无论是外部经济环境还是内部经济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都必须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作出策略调整与优化。特别是在经历了4万亿投资拉动和其他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情况下，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不能再采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路模式。否则，都将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事实也是如此，去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微刺激政策，从总体上讲，确实对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定效果，并从去年下半年起出现了企稳迹象。但是，由于在投资的策略和消费的方式方面还没有做到准确把握、有效应对，特别是地方政府，仍然大量沿用传统的稳增长手段，如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等，因此，政策的效果在持续性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导致从去年年底开始，经济又步入了下行通道。

　　必须注意，经济再次出现下行现象，不是中央的决策存在什么问题，而是地方在执行方面打了折扣，没有能够正确把握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没有有效地发挥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正因为如此，面对经济的下行格局，要想稳住阵脚，仍然必须发挥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作用。但是如何发挥，则是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一种考验。亦即投资考验智慧，消费考验能力。

　　应当说，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之一，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已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仍将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是，传统的投资方式和思路，显然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有效的作用。地方政府投入了那么多的资金、消耗了那么多资源，却始终没有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有效的稳定作用，就是因为投资的策略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结构和布局等都不合理。就是只讲投资规模和数量，而不看投资质量和效果，没有将眼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紧密结合起来，属于一种“病态式投资”、“强迫性投资”，投资的效率很低。

　　要改变这种状况，自然需要考验决策者的智慧，考验决策者能否在需要与可能、眼前与长远之间找到平衡点。譬如新型城镇化建设，不能再走过去的投资老路，而需要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又如新近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措施，从思路上讲，是没错的。像保障房建设、铁路建设等，但是，稍有不慎，都有可能被地方政府用偏。如近期一些地方再次出现落后的光伏企业“复活”现象，就值得关注。要知道，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投资既要注重眼前利益，关注一些见效快的投资项目，更要注重长远利益，关注可持续性强的生产建设项目，特别是战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只有这样，经济的基础才能坚实，抗风险能力才能增强。

　　那么，对消费来说，又如何才能发挥稳增长的作用呢？显然，与投资存在一些差别。因为，消费的答案很多，但很难找出最合适、最准确的答案。从目前有关方面列出的消费政策措施来看，应当说都是可行的，也是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但是，却又没有一个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如信息消费，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又具有很大的利用空间。问题是，到底从何入手，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消费对稳增长的作用，迄今为止目标仍不太明显。再如养老健康服务消费，无疑也是一大消费亮点，但从规划、布局和目标等方面来看，也没有一个部门拿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和措施来，而是任由各地自作自画。

　　令人担心的是，从地方政府在如何发挥消费对经济的稳定作用方面，除了传统的刺激消费手段之外，实在看不到什么新手段。即便是中央各相关职能部门，也有束手无策的感觉。相反，一些民间探索出来的新的消费手段，在垄断和行政管制面前也很难发挥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消费是对政府能力的考验。要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必须具有能够有效启动消费的能力。

　　总之，投资和消费能否对稳增长发挥作用，并不给未来发展留下后遗症，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能力。投资是对各级政府智慧的考验，消费则是对各级政府能力的考验。（谭浩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