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徐安琪表示自己近30年来所做的以及其他学者有关亲子关系的定量研究都显示，中青年父亲在与孩子的互动沟通、关怀陪伴方面，无论在主动与孩子谈话或聊天、鼓励、表扬孩子的行为或点滴进步、在孩子心情不好或遇到挫折时的安慰、引导、陪伴，或给孩子讲故事，与孩子一起做游戏、参加各种活动，还是在为孩子生日购买礼物，给予孩子拥抱与身体接触等，都比以往的父亲有更积极的关注和投入表现。因此，如果父教缺少致使“阳衰”男孩递增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随着父亲关怀陪伴的增加，男孩的所谓“中性化”、“娘娘腔”也应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啊!至于溺爱型教养方法无论在父亲还是母亲都只占少数，不少研究表明溺爱型教养方法未呈显著的性别差异，甚至显示母亲反而更少地溺爱孩子。
其次，国外的“父亲缺失”的概念并非我们一些专家所认为的，是因为父亲工作压力大而参与子女教育少，而是指因父母分居、离婚或父亲死亡等形成的单亲家庭子女缺少父教、父爱的现象。包括一些专家反复引用的所谓“美国60%的强奸犯、72%的少年凶杀犯、70%的长期服役犯”来自父亲缺失家庭，实际上是无父单亲家庭(其中监护人为未婚母亲的占相当比例)，而并非父亲参与教养少的家庭。
也就是说，父亲缺失、缺席的严重后果主要是欧美国家针对离婚率上升、单亲母亲增多，尤其是一些未婚爸爸逃避抚养责任，而缺乏资源的少女妈妈又难以给孩子提供较好的成长条件，以致孩子在认知、情感发展、心理适应、学校表现和攻击控制等方面逊于双亲家庭。大多数研究显示，父亲缺失的不良影响，不是因为孩子缺乏性别角色榜样，而是由于父亲的多重作用(经济的、社会的和情感的)没有实现，或者没有恰当地被实现。
但另一方面，父亲还通过他们所传递的行为、态度、信息等来间接地影响自己的孩子。总之，我们似未见有研究表明，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应大于母亲，或以母亲为主的抚养教育方式会导致男孩的所谓“中性化”、“娘娘腔”。
再次，要求男孩具备阳刚气、女孩要有温柔心是因循刻板的性别角色意识，强调男孩更需要运动、实践和体验，而女孩更需要文学、阅读和审美也缺乏依据。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走向社会，和男子一样在公共领域拼搏、奋进，男子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和子女抚育，并被证明他们同样具有抚育性和关怀天性。加上信息社会、和平时代对强悍、勇猛气质的期待弱化，纤弱、柔顺也不再是社会所青睐的女性特质。
“我认为那些‘男孩软弱、说话细声细气’、‘女孩强势、言行泼辣’之类的感叹和忧心，反映了一些学者和公众至今仍将男性视作具有睿智、自信、独立、刚毅等品性且学业优秀、职场主角并驰骋世界的强势群体。而性感、文弱、依赖、柔顺被视作具有女性特质的常态，反之则是‘缺乏女人味’、‘中性化’。青少年如此狂热地推崇超男、超女中的‘中性偶像’，无疑显示着性别差异缩小的社会发展趋势。
“专家提出的拯救男孩、造就新时代男子汉所要培育的责任、智商、体商、情商和逆商，不同样是培育女孩所必需的吗?责任、智慧、体能、情商和韧性难道不同样是女孩的特质吗?”
徐安琪总结道，“中国男孩危机”并非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言，而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我们不能只看到城市女孩在学业上的进步和优势，而忽略了她们同样是应试教育和性别角色刻板化的受害者，尤其在我们这个重男轻女的国度，大量农村女孩因家庭贫困或无继嗣、养老价值而被迫辍学，不能获得与男孩一样的升学机会，有的在吃、穿、用等方面的待遇都不如男孩，小小年纪还要帮助父母照顾弟妹、料理家务，女孩在越高层次教育中的落后和毕业后在择业和就业上普遍受性别歧视的现状更需要引起关注和改善。而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畸高，更表明女孩在娘胎孕育中或出生后就被大量扼杀，她们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比如女孩受性侵犯的恶性事件时有报道)受到更多的威胁、摧残，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毋庸置疑。
徐安琪非常认同著名教育家、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的一段话：
“女孩子的所有优势，在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几乎‘丧失殆尽’。用人单位或者明显或者含糊，表现出重男轻女的倾向。其中， 除了对于女性需要经历生育、哺乳等事情外，往往体现出男性价值观支配下社会对于女孩子的总体认识与评价。所以，我说，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男孩，女孩子同样需要拯救。”（陈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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