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诺奖最核心五人评委投票选出莫言时的照片。除了评委会主席·维斯特拜里耶（中）和克里斯蒂娜·隆（左二）外，贺拉·恩格道尔（右二）、卡塔琳娜·弗罗斯腾松（右一）均是埃斯普马克（左一）的学生。他们在瑞典学院18位院士中的座位分别是：12号、14号、17号、18号和16号。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供图）
早在20年前，我在丹麦奥胡斯大学教当代中国小说的时候，就选用过一篇莫言的作品。当然，当时还用了其他与他同时代作家的小说。
这些作家被认为是现代派或实验派，他们大多生于1950年代，在1976年“文革”正式宣告结束后开始发表作品。丹麦的学生——汉语流利，也知晓中国历史和文学——通读莫言的小说后，都评论说：和其他作家相比，他的语言艰涩。
他们说，莫言用了太多乡俚和半文半白的词句，更不用说那些丰富多变的词汇，即便捧着字典读他的小说，最后还是弄不明白。所以，当了解到莫言2006年写《生死疲劳》时不光手写，用的还是毛笔时，我并不吃惊。他曾说，电脑拼音输入限制了他的词汇使用。
现在，莫言成了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西方的作家更优秀？
1989年，我和理查德·克劳斯教授合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追溯了当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西方作家：非洲一个（索因卡，1986年）、日本一个（川端康成，1968年）、印度一个（泰戈尔，1913年），另外84个获奖作家都是西方人。
尽管自1945年来，有4名拉丁美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米斯特拉尔，1945年；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聂鲁达，197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但他们多少都在西方文化传统下写作。现在再看获奖名单，就算在1990年后，也很少有非西方的作家获奖。这是否真意味着西方作家，或者用西方语言写作的作家，比世界上其他的作家更优秀？
从赛珍珠的年代开始，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就屡受打击。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称她“史诗般丰富又真实地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却对鲁迅、巴金、丁玲这些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优秀作家视而不见。这些似乎都说明，对于非西方作家而言，诺贝尔文学奖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偏见。
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锺书在1944年发表短篇小说《灵感》，讽刺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渴望和评奖的那些外国文学权威。故事里写到政府高瞻远瞩，把它支持的一位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外文，以期加深彼此的理解。可惜他翻译成了世界语而不是英语，评奖委员会不懂。钱锺书也挑了瑞典汉学家的刺，说他们对汉语的古代音韵有异常浓厚的兴趣，而不是文字的意义。
除了这些困难，我们还要认识到，在世界不同地区，文学的发展史也参差不齐，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学传统。尽管中国自称有着厚重的小说历史，但在20世纪前，诗歌的价值要高得多。而且传统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很不一样，西方小说在19世纪后期就以人物刻画细致、心理描写深入和结构精准为优秀的标准。任何一个习惯了西方式小说的人，带着预期去读中国古典小说，例如《红楼梦》，面对数百个关系松散的人物和章回体结构，都会遇到困难。
到了现代，小说的地位更加重要时，欧洲的小说样式也被译介到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小说文学外功能的重视：比如揭示与处理社会问题、促进文化学习以及“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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