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癌记者析医疗弊端医患供不应求或致医生麻木_新闻频道

患癌记者析医疗弊端医患供不应求或致医生麻木

2012-11-09 10:25 来源：《小康》杂志

　　凌志军：向死而生

　　2007年凌志军被诊断为“肺癌，脑转移”，名医会诊几乎一边倒地判定，活不过三个月。然而五年后，他完成《重生手记》。这是一个癌症患者从身陷绝境到逐步康复的亲历记，也是一位著名记者对当今中国癌症医疗体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和剖析

　　2007年4月8日，对很多人而言，寻常到无需记录。

　　而对凌志军，这个有着30多年记者经历，出版过《交锋》、《联想风云》、《变化》等多部畅销书，被人称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的男人而言，这一天的底色，却带着黯然与悲伤——他打算向自己的读者告别。

　　当天下午，是凌志军新书《中国的新革命》发布会。离家前，他把蓬乱的头发梳理整齐。拿一根拐杖，尽量让脚下显得平稳。因为眼睛畏光，泪流不止，他不得不戴一副深色墨镜。

　　“各位下午好。”——现场，凌志军一开口，就感到自己声音微弱，气若游丝。台下坐着的，有他敬重的人，有很多朋友同事，还有素不相识的人。想到这是今生最后一次对他们说话，凌志军内心涌上一股坚定——“尽量表现得好一些，”他对自己说。

　　整个发布会，气氛温暖真诚但却小心翼翼。所有人都在避谈两个字——癌症。

　　忽然，一个激昂的声音响起。纪世瀛，中关村早期创业者之一，他站起身说：“得了肿瘤也好。要坚强。不瞒你讲，我去年7月28日被诊断为胰头癌。医生说我只有八个月的生命，可今天我还活着……”“得这种病的人，70%是被吓死的；20%是被治死的，因为乱治；只有10%是病死的。”

　　纪世瀛的话，打破了现场谨小慎微的氛围。众人不再避谈“癌症”二字。而凌志军这个不久前被众多医生宣判，活不过三个月的病人，在收获无数鼓励的同时，也从纪世瀛提到的几个百分比数字中获取了精神力量与某种启示。

　　比疾病更让人绝望的专家

　　2007年2月，凌志军病倒了。医生在他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之后又在他的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也可以说是“肺癌晚期”。

　　和大多数病人一样，在变故忽然而至时，凌志军眼前闪动的，也都是惨淡的光。绝望之时，朋友建议他去北京天坛医院，并推荐一位权威主任。

　　凌志军认定这是他人生的关键时刻。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凌志军和妻子在昏暗的医院楼道中等待了三个小时。他们周围，也都是等候就诊的病人，绕着专家诊疗室外面的门廊坐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张脸都带着混沌不清的绝望和希望。

　　医院下班前，凌志军见到了主任。主任看他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核磁共振胶片上。凌志军强打精神，试图叙述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发现主任对此并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状。”凌志军努力提高声音，希望主任的注意力能转移到他身上。然而，主任只是再扫他一眼，因被打扰而显得不高兴。

　　“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他的一个病人，而不过是一个病例，在适当的时候自己送上门，做了他的教学标本。”凌志军说。

　　而作为病人家属，内心的恐惧与焦虑时常比病人更甚。身旁的妻子忍不住打断主任教学，问：“脑子里的东西和肺部病灶是否有关？”

　　“你想让它有联系？是吗？”主任连抛两个问题。

　　凌志军和妻子不再发声。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凌志军倚着妻子蹒跚而行。在经过等候和期待后，他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发票”、一篇演讲，以及带着问号的诊断书：胶质瘤？多发转移性病变待除外。一个“？”、一个“待除外”，这显得既明确又大有回旋。

　　凌志军既不能确定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切还在原点。

　　在此后的日子里，类似的演讲和诊断凌志军又遭遇了许多次，而他除了越来越焦虑和沮丧外，别无所获。

　　然而阴霾中偶尔也会透出一点微弱的光。

　　凌志军的妹妹也是医学专家，在比利时工作。她带来了国外专家的会诊结果——至少没有那么悲观。

　　妹妹向凌志军转述了外国专家的会诊经过。在一间拥有硕大读片器的房间，医生们把凌志军的全部脑部胶片，总计九张依次排开，悬挂半面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阅读每一张，又认真听凌志军妹妹讲述发病经过，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大约60分钟，然而仍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之后形成自己意见。这样的会诊，先后有过两次。

　　与中国医生的结论明显不同点有：脑部病灶50%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