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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也不享受被养着的生活”

　　在两人的相处中，纪英男有着东北女孩的泼辣，而范悦总是表现地很顺从。在朱瑞峰给记者提供的一段视频中，纪英男命令范悦学“猪唱海豚(音)”，范悦很听话地照做，表现滑稽；另一个视频中，纪英男要求范悦必须承诺在规定时间内把房子搞定，并限定面积和楼层，范悦也一直笑脸相迎地应允着。

　　和很多20多岁女孩一样，纪英男喜欢晒照片。去北京前，她的照片不多，几乎都是素颜，身穿朴素的T恤和短裤，充满青春的朝气。

　　和范悦在一起后，她的微博和QQ空间的照片多了起来，她妆容精致，身穿华服，佩戴闪亮的珠宝、名牌墨镜，照片中还不时出现范悦送的奥迪、他们同居的公寓、一起度假的酒店。但无论是微博还是相册，都看不出范悦存在的痕迹。

　　纪英男上传到QQ空间的3693张照片中，只有一张很多人的合影中出现了范悦的侧脸。那是2011年，纪英男24岁生日。范悦在北京一家高档会所为纪英男筹备了一场盛大的派对，她的众多好友都受邀参加。在鲜花和烛光的拥簇下，范悦遥控一辆载着钻戒的红色老爷车开到纪英男脚下，向她求婚：“今后我想我们能够一生一世地牵手在一起，我希望在今天，朋友都在的时刻，郑重地向你求婚，希望你能够嫁给我。”纪英男骄傲地向友人展示无名指上的硕大钻戒。

　　在求婚之前，纪英男已到范悦朋友参股的中国旅游与经济电视台上班。此前，范悦一直要将她安排进北京电视台，但称阻力太大，拖了两年。那两年，纪英男过着类似全职太太的生活，“打理范悦的衣食起居”，但她说一点也不享受被养着的生活，“非常想工作，非常痛苦。”一切似乎在向圆满的方向发展，他们甚至决定好办婚礼的庄园。直到去年12月，范悦向她摊牌，他有家室，一直没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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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好了先低头的人是天使”

　　虽然今年6月才网络举报，但纪英男其实更早就萌生了举报的念头。

　　范悦摊牌的当天，纪英男曾发布了两张眼中含泪的自拍照，“2012年12月12日，我的重生日。面对巨大的谎言，一句对不起都没有，还试图用谎言继续蒙蔽我。想过我的感受吗？我依旧手软吗？我应该挥起最重的拳头砸向你！来祭奠我的青春！”有关切的朋友问她，眼睛为什么又红又肿，她说：“这是重生”。

　　第二天，纪英男发表了一篇题为《检举方式》的日志，里面集纳了中办、国务院人民接访室等31个机构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随后，她还联系了当时因爆料雷政富事件声名鹊起的朱瑞峰。朱瑞峰说，纪英男发私信给他，“她说被一个厅官欺骗，想和我聊聊。”朱瑞峰把手机号给了她，但纪英男一直没再找他。

　　纪英男说，私信朱瑞峰是因为“觉得委屈”，但最终没有举报。“我对朱瑞峰说，我在整理资料。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整理。我手里上万张我们两人的照片，上百条视频，就是我们幸福的过往，怎么就成了范悦嘴里的肮脏和不堪。我怎么就从他未来妻子，变成了下贱女子？”

　　她曾试图原谅范悦。她主动为自己的任性道歉，因为“我们说好了吵架后先低头的人是天使”；她“提前5年给他父母准备的金婚礼物——一幅‘松鹤延年’的十字绣，一边绣一边哭，哭累了就睡觉”；她还去范悦的单位堵他，甚至去找过范悦的领导。但这些都没有换来“一个交代”。

　　真正下定决心举报是在她今年的生日，纪英男说那是她最后的心理底线。曾经，她的生日见证了两人关系的每个重要节点：22岁生日相遇；24岁生日求婚；26岁生日，她终于决心彻底决裂。

　　那是两人交往后第一次没有范悦陪伴的生日。一直躲避她的范悦发来短信，只有两个字：“祝好！”

　　那晚，纪英男跑到两人曾租住的公寓的天台。门锁了，她坐在楼梯上哭。淋了一场大雨的她终于意识到范悦不可能与她恳谈，两人更不可能破镜重圆。第二天，她拨通了朱瑞峰的电话，要他爆料范悦对她四年来的欺骗。为了更加吸引眼球，她甚至主动提供她和范悦的裸露亲密照片。

　　“我这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想到未来我就痛苦地想死，不知道要做什么，这是我一生的屈辱，我不会只让自己付出代价。”纪英男说。

　　本报记者刘苗

　　‘铁血反腐’姜朋勇的是与非

　　>>人物素描

　　姜朋勇自称“铁血反腐”先锋，自曝是双学士，做过电视主持人，在郭美美事件中挖掘真相的斗士。

　　然而在“郭美美事件”落幕时，他却成了“受害人”，成了“哗众取宠”代表。原来，他“只是庞大的微博爆料群体中的一员，反腐仅仅是副业。”

　　乐于在天涯、百度贴吧、人人网甚至新浪微博上发言的姜朋勇，开始也没想到自己成为“郭美美事件”的主推手。

　　见过郭美美然后关注她

　　他自曝人大、传媒双学士，曾在北京电视台某娱乐节目做主持人，目前退出娱乐圈正在做生意。谁也不知道，这位“大忙人”为何会忽然关注郭美美。唯一的线索是，后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因工作原因他于2010年11月份曾见过郭美美本人。

　　在2011年6月21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姜朋勇与众人一起连续追踪曝光郭美美，不过让他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是他在6月26日下午释放的重磅信息——一张电子机票截图。微博上顿时疯狂转发、争相告知“2011年6月27日凌晨郭美美将乘坐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首都机场”。

　　郭美美炫富车辆的保险单据、郭美美的户籍状态等信息不停流出，姜朋勇的微博粉丝数量也迅速增加，在此期间姜朋勇频频更换微博账号。但由于姜朋勇经常在各个账号之间相互转发，因而每一个账号都有众多粉丝。

　　铁血反腐QQ群也随之建立，姜朋勇成了“铁血反腐”的先锋，化身为“郭美美事件”中寻求真相的斗士。但他的行事风格，显然并不为所有网络爆料者所欣赏。

　　“诈捐不是我，我从来没做过”

　　姜朋勇“成名”后，向记者倾诉自己的“麻烦”：“我收到用网络电话打来的恐吓，他报出了我父母家的住址，我现在的居住地以及以往的所有资料，然后说他会让我混不下去，找工作找不着，开店就给砸店。”2011年6月25日晚，姜朋勇的微博上“闪”出这样的消息：“机场估计是不行了……而且签证一时半会弄不下来。美国使馆周边也被他们布人了，只能偷渡了，蛇头报价15W美金怎么办？”同时放出的消息还有开户名为“姜朋勇”的6个银行账户和支付宝账户，甚至附着一张工商银行汇款单图片--抹掉了汇款人和账号，收款人为“姜朋勇”，金额为1万元人民币。

　　第二天，姜朋勇主动在微博上删除了他的实名认证。相关微博后来全部被删除，但很多网友已经截图为证，姜朋勇回应说，这是别人冒名而为的，“诈捐不是我，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看到“劝捐”微博之后，一直关注姜朋勇的网络爆料者周筱赟发微博质疑姜的爆料来源：“我发现，他爆料中正确的部分，都是他从天涯论坛里抄袭来的，而错误的都是他自己编的。”

　　同为爆料人的徐春柳对恐吓一说也是半信半疑：“因为‘郭美美事件’受到人身威胁，要寻求外国使馆的庇护，这种言论就非常不靠谱。我们几个致力于挖掘‘郭美美事件’真相的网友，全程都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或者干扰。”

　　红十字风波渐渐淡去，姜朋勇似乎并没有受到他之前形容的“严重人身迫害”，只是以“反腐压力大”为由离开北京到武汉开了一家奢侈品店，并在微博上卖“叔叔的和田玉”、登载招商信息。

　　姜朋勇的解释是，反腐只是副业，他也要吃饭。姜朋勇只是庞大的微博爆料群体中的一员。 综合

　　体制内反腐应利用‘深喉’提高效率

　　近年来，因“深喉”举报而爆出的贪腐问题层出不穷，因“深喉”提供线索引出大案要案屡见不鲜，“深喉”俨然成为一股反贪反腐的神秘力量。那么，“深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群，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一个群体？面对潜在的打击报复，又应该如何保护“深喉”群体？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连线反腐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进行解读。

　　体制内反腐的不足促成“深喉”产生

　　华商报：“深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群？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信息捕捉和发放？何家弘：“深喉”人群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既有嫉恶如仇、痛恨腐败、维护公益、伸张正义的反腐斗士，也有出于个人恩怨、邻里纠纷、利益冲突、权力斗争的举报人。此外，“深喉”群体收集信息和证据的方法和能力也不一样。有的很业余，甚至就凭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有的很专业，甚至能采用类似诱惑侦查和化装侦查的方法。在近年来爆出的各类“深喉”举报的案例来看，业余和专业的方法均被广泛使用。

　　华商报：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今庞大的“深喉”群体？

　　何家弘：社会腐败问题严重是促成“深喉”群体形成的主因。此外，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他们更多接触的是基层官员，因此基层腐败的查办对百姓来说更实际。

　　但正是在基层反腐这个层面，却面临着体制内反贪部门“不查最好，不得罪人”的局面。体制内反贪腐面临很大的困境，也确实存在“难作为”和“不作为”。正是体制内反贪腐的不足，社会上才会涌现出这么多勇于举报、勇于提供线索的“深喉”。

　　“深喉”对当下反腐而言利大于弊

　　华商报：“深喉”反腐越来越多，这种反腐形式有哪些优势和弊端呢？

　　何家弘：首先说优势。第一，可以为有关部门查办贪腐案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乃至证据；第二，可以吸引公众眼球，引起强势围观，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查办贪腐案件的阻力；第三，可以加强社会中反腐败的威慑力，削弱潜在腐败官员的侥幸心理。但是，“深喉”反腐的弊端也是显著的。首先，可能会不正当地侵犯有关人员的名誉权乃至其他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其次，可能进一步恶化社会行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性中恶端的挥发，会煽动起群众乐于揭发的行为，导致社会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是就当下中国反腐败而言，还是利大于弊。

　　华商报：“深喉”身份暴露极易遭到打击报复，应如何保护“深喉”？何家弘：反腐败斗争是残酷的斗争，“深喉”站在这个战场的最前线。如果被举报者真的是贪腐分子，那么“深喉”的举报就是对贪腐分子的宣战，贪腐分子将会想尽办法进行报复。因此，保护“深喉”十分重要。对于如何保护“深喉”，我认为要分作三个环节来分析，即事前保护、事中保护和事后保护。

　　制定保护“深喉”法律不如落实现有的

　　华商报：现在很多专家都呼吁创建有针对性的《举报人保护法》，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何家弘：确实，我国缺少一部专门保护举报人的法律，但是制定这样一部法律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如何把现有的制度完善，把现有的法律落实。

　　首先，即便是相关部门想保护，但保护需要财力支撑，保护的人力由谁出？保护的财力由谁出？把保护的力量落实下来，并付诸实际行动，才能切实起到保护作用。其次，我国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立法方面的缺失，实际上去年《刑事诉讼法》就已经加强了对证人的保护。因此，不应该总想着立法问题，关键是执法，是法律实施，将现有的法律规定落实，再谈进一步的立法。

　　华商报：现在体制内反腐和“深喉”反腐可以称得上反腐的两把剑。那么二者的关系如何，如何将它们形成合力共同反腐？

　　何家弘：当下中国的反腐败确实需要全社会各种力量的集合与配合。在这个问题上，体制内的反腐败机构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当好反腐“正规军”，主动开通或疏通收受各类揭发举报信息的渠道，提高分析和使用这些信息的效率。另外，体制内的反腐败机构也要进行分工与整合。

　  （记者程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