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政府3月25日19时宣布，26日零时起正式实施机动车限牌，对市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一份与当天发布会材料如出一辙的“新闻通稿”，在限牌前夕便疯传网络。杭州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表示，将追查消息泄露原因，称保密是因为限牌太过敏感，总结其他已推“限”城市经验，选择“突然袭击”方式更为保险。

　　“突袭”限牌令引发的争议，背后隐藏着社会治理的大课题。现代治理体系好比一架精密而复杂的机器，运行得合法、顺畅、高效并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离不开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系统治理。在利益分层日益细化、需求日益多元的复杂态势下协调各方利益，需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局面，而不是“关门治理”。

　　杭州限牌辟谣后何以成真

　　多次辟谣后，杭州市突然在25日19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6日起开始限牌。大批市民一面在“限牌倒计时”期限内抢购车辆，一面质疑如此做法有损政府部门公信力。

　　无论从公共政策应遵循的程序还是实际效果看，质疑之声都有道理。限牌政策属于典型的公共政策，理应经过与市民充分讨论的程序才可实施。即使出于治理城市交通的急迫需要，担心漫长的、难以取得共识的讨论会迟滞治堵进程，也理应让市民享有知情权，将限牌作为可能的政策选项公之于众。

　　或许是出于担心市民们抢购车辆囤积车牌的考量，因此杭州市治堵办在限牌之前讳莫如深。但事实上，不透明的决策过程比透明的决策过程更易引发市场骚动。限牌生效前新闻通稿的曝光和4S店的人山人海，既强化了“小道消息”的可信度，消解了政策发布应有的权威性，也将限牌演绎成了一次规模巨大的促销活动。这表明，由政府部门单方全程主导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一定就能保证秩序的稳定。相反，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生成寻租空间。

　　尤为令许多网友不解的是，在宣布限牌前不久，有关部门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辟谣，表示杭州不具备限牌条件。在现有的决策机制下，公共政策尚不习惯于与公众沟通或还可以理解，希望决策效率高亦可理解，但何以要采取逆导向的方式误导公众?言之凿凿之时，即是政府信用担保之时。辟谣时说“请别相信”，谣言成真后让公众“请别相信”的会是什么?

　　轻易抵押政府信用而不顾忌由此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如果不是决策部门之间缺乏协同，就是过于相信政府部门权力的力量，而不担心信用问题。由此透射出来的，是管理社会而非服务社会的惯性思维。

　　如果公众习惯了无所适从，社会就可能变得无所适从。这正是需要强调程序正义，强调政府保持公信力的原因所在。尽管杭州限牌之前，已有五个城市先行，但限牌措施毕竟属于试行。作为强力的行政手段，限牌固然可能在一个阶段内起到治堵作用，但长期来看，治理拥堵需要城市规划的优化、区域职能的清晰等一系列城市治理的政策组合包升级才能实现。此外还需看到，杭州空降式限牌所产生的效应是有可能溢出的。假如其他城市准备实施类似政策，人们是否还能相信?

　　一个不够缜密的决策过程，就可能反复削弱公信力，这是杭州空降式限牌最令人担心之处。避免这种情况并不难，决策时别隐藏别误导。透明，是政策推行最经济的方式。(徐立凡)  

　　辟谣式“限牌”让追查泄密成反讽

　　与之前天津突然实施“双限”法一样，杭州的“限牌令”也属于“突然袭击法”。所不同的是，由于一份与当天发布会材料如出一撤的“新闻通稿”在限牌前夕疯传网络，引起各方闻风而动，成了商家促销的推手，并两度掀起购车高潮。随着车辆上入牌的井喷，以及“限牌令”的落地，一边是政府对限牌的不断辟谣，一边是商家限牌的确切消息，谣言最后成了事实，辟谣反倒成为谣言，勾勒出一幅绝妙的讽刺图。

　　辟谣式“限牌”已让人无语，再对泄密进行调查，确实有点自扇耳光的味道。不过，有了天津等地的先列，可以说越是避谣越有可能成为真实。对政府行为进行反向理解，已经成为公众的另类习惯，由此也不难看出政府公信流失到了何种程度。当然，这样的看法源于对现状的认识，拿政府公信为谣言背书的事举不胜举，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往往最后都成为谎言。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突然宣布自即日起，将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的1‰调整为3‰。而就在4天前，针对股市早有传言相关部门才在正式场合进行了辟谣。几乎可以说，公众已经对公共管理部门这种为秘密而秘密，辟谣式政策出台，已经有了天然的警觉和高度的免疫力。

　　任何信息都不可能空穴来风。由于政府公信不足，实施政策缺乏基本的程序正义，才有了谣言与反谣言，秘密与反秘密，保密与泄密之间的角力，并最终形成官意与民意的较量。其实，限牌与否并非问题的关键，程序上的有失公义才让人无以接受。一项重大决策的出台，本应遵循基本的程序要求，比如召开通气会、意见会、听证会等等，让外界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可行性、必要性上建立更广泛的共识。这些程序被忽略不说，关键还继续运用辟谣式的老办法，显然已丧失了底线敬畏。在自身没有操守的情况下，希望其他人讲操守不免让人哑然失笑。

　　其实，谁泄的密其实并不重要，这也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自己信誉无法获得认同的情况下，任何调查启动，对公众来说都无关重要。这只能说明，当决策本身违背程序规范，那么其就很难获得程序本身的保护，与其说泄密是出现了“内鬼”，不如说是那是对失信的一种惩罚。对于公众来说，没有什么比光明正大更有尊严感。

　　或许，相比于限牌令本身的出台来说，“突然袭击”所体现出来的治理懒政，才是最让人无法接受之处。限之前怎么混乱怎么投机都无动于衷，而限之后又对于刚需的利益，没有完全考虑。政府治理不应只讲总量，不讲结构，只讲暂时不讲长远，只顾自己而不兼顾民利。若利益取向、程序运作和治理模式都出现了问题，这恐怕才是真正的公器之殇。(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