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日起，中国把停止利用死囚器官开展器官移植手术，作为最新的目标，来自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将成为我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最主要器官来源。

　　中国器官自愿捐献事业起步晚，但进步明显，自愿捐赠器官的数量在2014年出现了猛增，全年捐献达到1400多例，上海市截至2015年3月20日，共产生自愿捐献79例。数据显示，2013年时上海市自愿器官捐献还只有5例，但到了2014年跃升至55例，今年截至3月底已经有19例，上海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汤兆祥预计，2015年的捐献数量将超过2014年。

　　其实，论数字，上海的器官自愿捐献数在全国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与其城市的地位不匹配，远远落后于浙江、广东等地。但考量中国的器官捐献与分配工作，却不能绕开上海。

　　中国器官自愿捐献与移植体系参考了国外很多好的经验，但由于建立不久，再加上中国环境复杂，新的系统需要更多的完善。器官自愿捐献与移植系统之于中国，就像一个移植器官之于新的身体，在中国运转还要经历“排异”关。

　　器官紧缺加剧

　　上海仁济医院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器官移植医院，肝脏外科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该科科主任兼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成员夏强告诉《新民周刊》，我国器官移植政策的变化确实给医院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排队现象在加剧”。

　　而这样的状况在上海的长征医院、中山医院都同样存在，中山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同玉说，该院患者排队等待器官平均需要5年，而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医生张雷反映该院现在排队等待器官的病人至少四五百人，一些病人已经等待了十多年。

　　我国2010年开始推动器官捐献工作，当年3月，在天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随后一些地区开始部署器官自愿捐献工作，但上海由于一些特殊原因直到2011年底才逐渐开始推动，因此较浙江、广东等地区而言，上海真正的起步工作比较晚。

　　对于死囚器官利用的问题，目前争议较大，典型的观点如第二军医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所持的那样，认为死囚也有权利自愿捐献，可以纳入自愿捐献体系，只要法制化，公开透明即可，不宜一刀切叫停。

　　张雷估计，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2年以后医院的移植手术量能够恢复到2002年左右的水平，当时，全国器官移植手术量约1万例，“2013年全国自愿捐献700例，去年翻番到了1400例，但这样的推测是建立在现有体系健康蓬勃发展的基础上，OPO现在看来发展不错，但明后年会否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的态势，是未知的，而且发展还可能会遇到瓶颈期。”

　　来自长征医院的数据反映，较之死囚器官比例的不断下降，这几年，来自DCD（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捐献快速上升，亲属活体捐献稳步上升，2013年DCD车祸捐献的比例就已超过了死囚的捐献，2014年，长征医院开展了154例肾移植手术，有60例左右来自DCD，还有一部分是亲属捐献。

　　何时才能弥补缺口难以判断。病人的数量是在上升的，自愿捐献的上升幅度没有死囚器官利用下降的幅度大，差距肯定拉得越来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家医院只能根据自身的医疗特点想办法尽量弥补缺口。

　　夏强认为，以仁济医院为例，现在能做的就是加强器官捐献的动员力度，提高公民自愿捐献率，以及开展亲属间的活体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