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过限期将近一个月之后，截至7月26日，已有83个中央部门公布三公经费，还有12个部门尚未公开。
挤牙膏式的公开，显示了过程的艰辛，突破部门利益壁垒极其不易，也体现出到目前为止，对于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财政体制缺乏透明和公开，更缺乏有效的约束。
目前公开的三公经费账目较粗陋，只有2010年的决算与2011年的预算，极为简略，人们获知的有效信息不多，最多只包括哪个部门在三公经费整体压缩0.4%的基础上比去年有所上升，哪个部门公布较早，哪个部门出国经费最多，公车消费屡禁不止等。
要从上述信息中得出科学而准确的结论几乎不可能，一些“清水衙门”的经费与实权部门的经费不具备可比性，只有把部门具有控制权的下属公司的成本收益结合起来看，只有列出具体的消费次数、购买车辆的台数，才能看出端倪。
对于不公开或者拖延公开的部门缺乏有效的惩戒手段，是一些部门虚与委蛇的主要原因。去年以来，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公开三公经费被提上议事日程。今年7月25日~26日，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扩大公开的范围，指出落实好部门预决算公开的主体责任，鼓励部门进一步细化部门预决算公开的内容。问题在于，如果这些部门不报，或者瞒报，有什么处置措施？没有。
财政部某些滞后于形势的规定为不愿公布者提供了最好的挡箭牌。吴君亮先生诸人致力于推进公开财政体制建设，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上书国务院，建议移开目前的公共财政体制中的绊脚石——财政部于2010年3月1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对于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在某些方面十分不利。
首先，对于建设公共财政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对于纳税人的知情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侵害。
《指导意见》第三条（二）款规定，“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预算信息，可以不予提供。”这一规定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知情权。个人有权申请预算信息不是因为他有 “特殊需要”，而是因为他具有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的“一般需要”，他是纳税人，公共预算与每一个公民的生产、生活都密切相关，他有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公民权利，怎能以没有“特殊需要”为由否定其知情权呢？
相关新闻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