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今报评论员 李长需

　　59岁的安徽律师张红兵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件事，申请将他母亲的墓地确定为文物。1970年，母亲在家称要为刘少奇翻案，被16岁的张红兵和他父亲当做阶级敌人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如今，张红兵向社会公开这段历史，公开向母亲忏悔，并希望通过自己这个反面教材，让更多的人牢记历史的悲剧。（据中国青年报8月14日报道）

　　因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张红兵作为儿子举报母亲，并且强烈要求枪毙自己的母亲，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放在今天绝对不可思议。但在“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为了立场问题或者自保，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互相检举或落井下石，并不鲜见。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身不由己地被大环境所裹挟而不得不犯下错误，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个体在洪流中的作恶之责。

　　对自己所犯错误做出反思与救赎，是不逃避问题的应有态度。在“后文革”时期，虽然有“伤痕文学”提供文学上的样本，有戴厚英、周扬、巴金等名人提供个体忏悔的榜样，但并没有因此形成忏悔和反省的社会氛围，民间个体的忏悔依旧属于稀缺资源。因此，张红兵如今的忏悔具有示范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公开忏悔的，不独张红兵一人，媒体上密集出现了不少公开道歉的个人。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原处长刘伯勤在媒体上刊登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影响较大；河北邯郸的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等都在报纸上分别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进行了道歉。再早一些，2010年6月的申小珂等8名红卫兵写道歉信，向当年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程璧“请罪”。当时，程璧在回信中说：“你们带了个好头。”但这个“好头”直到三年后才有这些更多的追随者出现。

　　应该说，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张红兵们主动向当年的受害者道歉、忏悔，其精神自觉与道德勇气令人敬佩，与某些被众人抓住诸多辫子也死不忏悔的“大师”们相比，这种个人良知上的觉醒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在宏大历史的叙事中，个体也是历史记忆的主体；其构筑的历史细节，是历史鲜活性的呈现。“文革”参与者能站出来公开道歉，不仅完成了他们个体的自我救赎，而且作为历史记录者与参与者，他们个体的醒悟、反思与忏悔，也是真正让这段历史被正视和了解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所达成的与历史、个人的宽恕与和解，是我们镜鉴历史、从个体救赎上升到群体反省的重要基础。深刻反省，才能让历史不再重演。

　　当下，中国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面向未来，正视历史、避免重走弯路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基础。张红兵们通过个体的自我救赎，正是我们正视历史的重要一环，我们也希望这种自我救赎是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