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今报评论员 徐战方

　　“上学造假”并不算是新闻，然而，因为“上学造假”而可能被送上法庭，在造假的种种乱象中却仍旧属于异数。昨日，一条“母亲为让孩子上公办学校办假证、买假章被抓”的新闻便让这种“异数”再次夺得了公众的关注。

　　新闻主角为了孩子上更好的学校，不惜铤而走险违法犯罪，这种情与法的交杂极端而又极致。虽然此事与去年此时的“刻章救妻”分别是“异地上学”与“民生医保”的缩影，但其本质不过都是“户籍壁垒”的牺牲品。这种极端案例的背后很复杂、解决路径也很崎岖，但情归情、法归法、体制归体制，法则也只有一条，那就是依法办事，否则，只会造就“某某赢了，法治赢了没”的未竟之问。

　　不过，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诸多细节不该被我们忽视。当事人办“五证”去了三四次街道办，借妻子同事的房产证办居住证明，托孩子舅舅在老家办理无人监护证明，花了半个多月时间把五证办齐，却被告知“暂住证达不到时限、无人监护证明格式不正确”，眼看就要过了报名时限，便铤而走险办了假证。纵观此事，求学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故事结尾不过是一个沸点。如果孩子异地上学不需要跨过那么高的门槛，如果孩子上私立学校与公办学校无太大差别，如果办手续少些冤枉路多点同情心，悲剧就不会发生。但，这些只是如果，异地上学各地都设有很多坎儿，教育均衡与教育体制短时间内很难平衡，到权力部门办个事儿多数仍旧是“门难进、脸难看”……

　　抛开难以解决的教育均衡等问题，当地政府对开借读证明必须有“五证”的制度，也有大可商榷之处。如果达不到“暂住证办理须满6个月”的规定，难道不能用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等，来间接证明他们实际暂住时间呢？为什么相关证明必须用打印件而不认可手写的内容？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又能证明什么？——哪个乡镇政府有精力有能力去调查出某一个儿童是否缺乏监护条件？这样开证明，也只能是折腾而已。因此，我们在事件中看到了面对儿童入学时的制度冷漠和僵化，看到了证件办理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两种顽疾。

　　“买假章上学”背后有多少看不见的折腾，教育部门当心里有数，孩子家长也心里有谱，如果暂时不能为“异地上学”打开更多的窗，就别让证件成为压垮“上学梦”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当想方设法简化手续并提高效率，唯此，才不会造就更多的悲剧。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方面，地方政府在民事领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日前，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建议计生证可与结婚证一块发放，广州市计生局向其提交了一份“解决办证难问题工作安排表”。取消不合理的证件，简化繁杂的民事手续，老百姓需要更多这样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