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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产品市场“牛”转“熊”的应对

2012-03-12 16:09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初级产品市场“牛”转“熊”的应对

  随着初级产品牛市终结,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企业更深入地体会到中国市场对它们的意义。

  文/梅新育

  从能源、金属到农产品,在初级产品市场的一片跌声之中,已经延续9年之久的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正在走向终结。

  初级产品市场的急剧波动已经引起了主要经济大国领袖们的关注,二十国集团(G20)戛纳峰会将大宗原料市场纳入议题,要求其提高透明度。

  从牛市到熊市

  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此前数年易涨难跌的铁矿石市场,一贯牛气冲天、坐地起价的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三大铁矿石公司也坚持不住了:铁矿石现货市场价格7月份还发动了新一轮上涨,但在9月中旬攀上年内最高峰之后就随着钢材价格急剧大幅度跌落,中国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美欧主权债务危机深化扩散,近几年铁矿石价格暴涨所吸引的大量投资正在陆续形成新的巨大产能……这一切还在继续对铁矿石价格施加着沉重的向下压力。

  这样,按照三大铁矿石企业原来与中国钢铁企业达成的铁矿石协议定价公式,成交价格以上一季度矿石指数均价计算,品位62%的铁矿石协议价将超过175美元/吨,高出现货市场价格160美元/吨近10%,形成协议价高于现货价的倒挂现象。

  由于中国钢铁企业纷纷拒绝接受倒挂的协议价,全球最大铁矿石企业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已经率先主动向中国钢厂发函提议降价,四季度矿石协议价将不再以前一季度均价计算,而改为按当季均价结算。从年度长协定价机制到季度定价,再到力推现货招标,三大铁矿石巨头在牛市期间推行的定价周期越来越短,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但在熊市来临后的“价格雪崩”之中,周期缩短的定价机制将加剧价格下跌的烈度。

  当然,即使在走向总体熊市的进程中,不同类别的初级产品走势也会存在相当大的不同,如能源价格反弹的次数和幅度就将会大于其他矿产,因为席卷西亚北非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乱局随时有可能给商品市场的炒家们提供炒作题材。

  初级产品市场的急剧波动已经引起了主要经济大国领袖们的关注,二十国集团(G20)戛纳峰会将大宗原料市场纳入议题,要求其提高透明度。“世界工厂”地位决定了中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净进口国,也决定了初级产品牛市终结对中国有巨大的利益。

  自从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2002年全面启动以来,“中国需求”就一直是最强有力的驱动因素和炒作题材,以至于前几年某些国外商品交易所一度不敢让外人看见中国来访者,因为只要中国来访者被人看见,马上就会被炒成“中国即将大手笔买入”,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价格上涨,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产品进口均价年复一年扶摇直上,“世界工厂”的众多制造业企业感触尤深。

  许多出口制成品行业已从昔日的“摇钱树”沦为“苦菜花”,利润率从1990年代后期的20%~30%跌落到今天的2%~3%,甚至只有1%,即使内销利润率也比这高不了多少;在占全球钢铁产量一大半的中国钢铁行业,去年中钢协77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竟然赶不上三大铁矿石公司中的任何一家,今年上半年仍然如此,必和必拓一家上半年净利润就高达131.24亿美元(约合838.6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接近翻番,超过整个中国钢铁行业利润49%。

  当如何作为?

  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在初级产品牛市中已经发展起来一系列的相关产业和商业模式,初级产品行情持续大幅度下跌又会给我们带来多种副作用。对此,我们当如何作为?

  就原则而言,根本性任务无疑是充分认识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并借此提高本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正因为“中国需求”是本轮商品牛市最强有力的驱动力量,所以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其他热门新兴市场和资源输出国近年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间接源于中国。一些人寄希望于其他新兴市场需求的增长能弥补中国需求的减少,特别是据说拥有“优越”的民主政体、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驱动而不是外需拉动的印度。

  但在印度和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热门新兴市场,财政相对虚弱、土地私有制等因素决定了即使有与中国相似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他们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也难以达到中国的水平,相应也就难以为初级产品行业提供可与中国媲美的需求。

  随着初级产品牛市终结,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企业更深入地体会到中国市场对它们的意义,中国的地位和谈判能力将由此增强。合理运用这种影响力,我们就能够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包括要求当事国家尊重、保护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人身财产权益,向中国投资者提供国民待遇;要求当事国家停止损害中国国家主权之类的行为;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利用熊市抓好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在近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现行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结构、运行机制、监管等方面暴露出了众多缺陷,部分投机者得以操纵市场牟取非法暴利,为他们埋单的则是全世界。

  在牛市期间,要想治理过度投机、提高市场透明度,必然会遭到更大的阻力,这不仅仅是因为投机者此时有更多财力可以开展游说,也因为初级产品输出国有私心而乐见投机者操纵推高价格,因为初级产品输入国国内许多公众梦想参与投机,从中分一杯羹,形成了抗拒的舆论氛围。在“市场”和“抵制政府干预”的大旗下,最卑劣的操纵行为可以找到最好的庇护所。待到熊市来临,这一切都发生了逆转,过度操纵的负面后果暴露无遗,社会舆论氛围因此而逆转。

  初级产品牛市终结总体上有利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但不等于有利于中国的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和所有企业,国内资源产区、资源行业和企业、在海外投资自然资源开发的企业都会受到冲击。

  在初级产品牛市中,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了众多资源自然开发项目投资。直至近日,仍有不止一家上市公司宣布了新的海外资源开发投资项目。然而,其中不少项目是在高位投入,因而成本较高,倘若未能迅速形成规模产能,在熊市中将遭遇生存危机。而要形成规模产能,就需要增加资本投入,但一贯“追涨杀跌”的资本此时未必有兴趣参与投入。在原则上,中国海外资源投资应奉行反周期策略,即在熊市时期增加投入取得更多资源控制权,以此降低投资成本;但资本“追涨杀跌”的个体理性常常酿成顺周期策略的集体非理性。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及时研究如何保证中国海外资源开发投资项目持续经营,而不至于半途而废,并寻求新的投资项目,最终决定性地降低国际矿产巨头的市场控制力,改善中国在未来下一轮初级产品牛市中的地位。

  企业更需慎重行事

  在铁矿石领域,三大巨头“低头”的背景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大规模投资铁矿石,巴西CSN、AngloAmerican、MMX等公司产能将达1.5亿吨,加拿大ArcelorMittal、Cliffs、Resources等企业的铁矿石的产能将达到0.5亿吨,西非SNIM/Xstrata、ArcelorMittal、AfricanMinerals等企业产能将达2亿吨,澳大利亚FMG、RoyHill、CITIC、Karara、Jack Hills等企业铁矿石产能将达2亿吨。在澳大利亚头号铁矿产地西澳大利亚州,其州政府发展部代理副部长Brett Russell Sadler也表示,目前该州有8个项目正在开发,每季度投入近30亿澳元,此外,评估、规划中的项目至少有30个处在后期评估阶段,投资超过650亿澳元,未来10年新增铁矿年产能将达到10亿吨,西澳大利亚州铁矿石产能将供大于求的局面正在逼近。

  与此同时,中国进口铁矿石对三大巨头的依赖性正在下降,据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我国从全球58个国家、地区进口铁矿石3.89亿吨,同比增长7.21%,其中,从澳大利亚、巴西、印度进口铁矿石数量占同期进口总量的75.4%,而去年同期同一比例为81.1%,下降5.7个百分点。只有开展相应的投资,我们才能夯实海外资源供应基础,根本改变我们在初级产品市场上的地位。

  就总体而言,中国矿产资源禀赋不佳,无法满足大规模快速工业化的需求,不仅表现为我国矿产资源总体储量不足,且需求结构与资源供给结构脱节,用量较少的钨、锡、稀土、钼、锑等矿产资源在我国蕴藏量丰富,但需求量大的油气、富铁矿、锰、铬、钾盐、铜、铝等大宗矿产储量不足,而且表现为我国矿产资源品位不高,开采难度大,成本高。

  我国铁矿保有储量虽达501.2亿吨,但普遍品位甚低,按照国际标准,富矿仅有海南一处,其含铁量也不过是巴西铁矿的1/3而已,储量也不大。而且,我国矿产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大宗矿产普遍远离经济中心和海路,运输成本高,以至于早在上世纪80年代,广东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成本就往往低于使用山西煤炭的成本。

  初级产品牛市使得国内许多贫矿一度具备了开采价值,各路资本蜂拥而入,一些地方政府也对此期望甚高;但熊市将改变这一切。即使不考虑国内大规模矿产开发带来的环境、社会治安、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副作用,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立足之本,倘若盲目固守资源立足国内的方针,那么,在当今这个高度国际化的市场上,我们的制造业在生产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就要支付高于国际同行的成本,环境成本更难以计算。

  同时,国内资源开采过多,日后必将诱导我们的对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以此掐我们的脖子。更何况我们的制成品大量出口,为满足海外需求而付出如此国家安全代价,实属不智。所以,尽管我们必须持续推进国内找矿行动,扩大国内资源储备,但我们在现阶段不宜过度扩大国内矿产生产,特别是国内短缺矿产生产。对在初级产品牛市热潮中上马的矿产地区和企业,需要及时考虑如何帮助他们软着陆。

  亚马逊雨林中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两周以后就可能在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初级产品牛市面临终结变局,将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能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融资市场上就是如此。

  近年来,我国部分企业颇为流行“融资铜”操作手法,即以融资为目的的进口铜交易,其基本业务模式是通过银行开出延期付款的美元信用证,进口铜到国内市场,在国内市场销售换取人民币现金。如果企业能开出6个月信用证,经过这样的操作,能取得大约5个月的资金运用时间,到期后还可通过同样的操作继续这一融资模式,借新债还旧债。这样的操作得以持续,前提是初级产品牛市中铜价持续上涨;但如果牛市终结,铜价下跌,这样做的操作者就将因亏损而难以为继。据称在1990年代已有富豪因此而破产出局,如今的当事企业不可不慎重行事。□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编:万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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