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传：逢时而生

　　《英语周版》为何在改革开放之初草创于山西，现在还是一个谜。

　　1983年，闫晓天是山西师范大学外语系的退休教授。4月的一天，他走进了校长的办公室，代表外语系教法研究室的几个同事向上级陈情，要求办一张面向中学生的英语教辅类报纸。这个听起来颇为大胆的想法在当时几乎看不出有任何愿景。不过校长还是答应了他。

　　闫晓天已经离世。他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表明办报心迹。他曾经的老同事臆测如下：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英语被纳入考试科目。据公开资料显示，那年英语试题极为简单，甚至包括26个英文字母的大小写。然而，还是有大批学生交了白卷。中国英语教育界为之震动。自后，国人迸发出学习英语的高潮，但却苦于毫无头绪。

　　山西师范大学外语系学生毕业后大都在当地从事中学英语教育。在带领学生实习期间，指导教师刻印了一些试卷，作为教辅材料使用，意外地受到师生欢迎。外语系教法研究室的教师遂有了把这些试卷连续出版，服务于更多学生的念头。

　　就这样，一份名叫《中学生英语辅导》的报纸在山西师范大学所在地临汾市面世，闫晓天担任社长兼总编辑。这份八开四版的报纸每期定价0 .2元，一学期共16期报纸。

　　这张印制简陋的报纸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文革”过后百废待兴。全国中学英语教学全凭人教社一本教材，师生尚不知教辅材料是何物。当这张报纸出现在校园时，一时订者如潮。

　　1985年12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学生英语辅导》正式更名为《英语周报》，是独立的企业法人。1988年，《英语周报》的期发行量由原来的几万份达到100多万份，上缴利税723万元。

　　进入1990年代后，闫晓天因为年事已高，长期不能坚守工作岗位，只好将报纸承包给个人去经营，结果报纸越做越小。

　　1993年，承包人弃报而走。值此关头，席玉虎被派到报社。这个生于1962年的汉子，有着两次落榜三次高考的经历，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山西师范大学，当时正主持外语系党务工作。

　　经过近一年的艰辛努力，当堆满7孔窑洞的《英语周报》合订本销售一罄时，席玉虎等人喜极而泣。

　　1994年，《英语周报》开始走出困境。也就在这一年，席玉虎被正式任命为《英语周报》社长兼总编辑。

　　问鼎：英语学习第一报

　　席玉虎并不讳言，正是高考的“魔力”，成就了《英语周报》等教辅类报纸。紧随《英语周报》之后，临汾市又出现了一张《学英语报》，后来也爆得大名。

　　在一名出版业人士看来，教辅类报纸的出现独具中国特色。与新闻类报纸相比，它们身份尴尬。

　　据新闻出版总署文件，中小学教辅材料是指与教材配套，供中小学生使用的各种学习辅导、考试辅导等方面的出版物，包括中小学教材同步练习类出版物，中小学生暑假、寒假作业类出版物，中小学习题、试卷类出版物，以及省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供中小学生使用的学习辅导、考试辅导类出版物等。其介质形态包括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

　　据《光明日报》报道，“目前很多教辅类报纸本质上只是借报纸之名，是以报纸形式出版的辅助性学习资料，却没有通常意义上报纸的时效性、新闻性。”

　　“虽说是报纸，但却姓‘教’。”江苏教育出版社副编审诸荣会对媒体称，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教辅报纸成了应试教育的帮手。

　　有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每100名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订购教辅类报纸，配套订购比例在60%以上。

　　中小学教辅市场究竟有多大，现在还缺乏权威的统计数字。但出版业内人士估计规模在400亿元至500亿元之间。

　　与新闻类报纸依托广告盈利不同，教辅类报纸盈利模式大多限于发行创收。

　　《新闻战线》刊文称，稿件资源的可重复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编采成本的适度可控性，也是教辅类报纸编采与经营中的一种独特现象。教辅类报纸是为教学服务的，而教学内容是可重复的。这就决定了教辅类报纸的稿件来源有约组与积累两种途径，大大地压缩了办报成本。

　　在无法真正摆脱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教师和学生对教辅类报纸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发行部门只要建立起同学校、老师的良好通联关系，教辅类报纸的订阅活动就可以循环往复。这就形成了教辅类报纸发行的良好基础。

　　2002年报社总部由临汾市搬迁到太原市，提出二次创业的口号，报社计划在10年内把《英语周报》社建成国内领先的英语教育产业集团。

　　据统计，目前英语类教辅报纸占据了教辅报刊市场上最大的份额，其中《英语周报》、《学英语报》、《英语辅导报》等6家占有市场份额达65%以上。其中，尤以《英语周报》发行量最大，单期达到1660万份，约占市场份额的51%.

　　2006年，英语教育专家、原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刘润清为《英语周报》题词———“中国英语学习第一报”。

　　冲突：“一号多版”

　　伴随着《英语周报》攻城略地，它先后多次改版。

　　1996年，《英语周报》从原来的八开四版的小报纸调整为四开四版，用新闻纸印刷的大报；与此同时，报纸出版期数也从原来的32期调整为52期，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周报。

　　为了细分市场，《英语周报》又由原来的一版调整为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版，增加出版了教师版。这些还只是“小动作”，很快它就迎来“厚报”时代。

　　2001年秋季开始，我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正式引入竞争机制，改变了过去指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编写出版的方式。

　　据了解，教育部共审定通过了30个版本的小学英语教材（3-6年级）供全国小学生使用，7-9年级审定通过了8个版本的初中英语教材，高中3个年级也有7个版本的英语教材审定通过后正在供全国高中生使用。

　　于是，英语教辅类报纸纷纷变身，由当初的一号十几版变成现在的一号近百个版。

　　这就是为外界所瞩目的“一号多版”现象，它是指在同一出版物号下，根据年级和学科，甚至按全国范围内不同的教材版本划分不同的教辅报纸版本，一家教辅类报纸（一个报刊号）可以涵盖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学科。各种教材版本，少则十几个版，多则100多个版，有的“版”下还有专页。

　　在此大背景下，《英语周报》出版了外研综合版，人教版、北师大版等30多个版本的教辅报纸，100多种报纸涵盖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个阶段，都是使用C N 14-0705/（F）这一个刊号。

　　席玉虎认为这是教辅类报纸的行业特性所决定，“你不可能办一张报纸满足所有年级的学生。”

　　不过，“一号多版”的确与国家相关规定抵牾。新闻出版总署于2005年颁布实施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一个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只能对应出版一种报纸，不得用同一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出版不同版本的报纸。出版报纸地方版、少数民族文字版、外文版等不同版本（文种）的报纸，须按创办新报纸办理审批手续；同时规定同一种报纸不得以不同开版出版，报纸所有版页须作为一个整体出版发行，各版页不得单独发行。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名出版业人士称，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竞争机制造成了“一号多版”现象的出现；而“一号多版”现象的出现，又造成了我国教辅类报纸管理秩序的混乱。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还认为，教辅乱象中，“应试教育”难脱干系。在升学考试的巨大压力下，教辅资料成为众多教师和学生提高成绩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