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试验的“有机农业”
2003年，被称为“温三农”的温铁军等人来到翟城村，满怀热情地准备重启乡村建设试验时，韩五全刚刚把家里的杨柳木劈完，堆在院子里当柴烧。一亩地亏了几千元。由于温铁军团队成员多与《中国改革》杂志有关，他们被村民们简称为“杂志社的人”。
“农民单家独户闯荡市场，往往摔得头破血流，所以要形成合作社”。在翟城村乡村建设学院一次培训班的讲话中，温铁军这句话说到了韩五全的心坎上。他为农民们描绘蓝图：合作社搞起来后，大家都占有股份，种粮的、种菜的，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销售，共担风险。年底按股分红。
2005年，温铁军做客央视《经济大讲堂》，特地从农村带来一碟“有机花生”，给观众品尝。他说，“这个花生好吃，就好比一滴水，它能折射出七彩的光来”。工业反哺农村，“有机农业”就是钥匙。
此前不久，在温铁军的推动下，翟城合作社由134户翟城村民自愿参加，韩五全也成为第一批报名的农户。由于夏耕资金紧张，每户只交纳了100元股金，并一人一票，选举成立了理事会。作为监督，同时投票成立了监事会。
如果不看内部的选举、协商、监督过程，从运营上看，合作社就像一个初级企业，或者说“小商小贩”。理事会的事务，就是统购统销种子、化肥、煤炭，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提供给社员，并以市价卖给村民，从中获利。年底给社员“分红”。
温铁军坚持合作社必须从统购统销做起，“慢慢磨”，打牢基础，才能够有点收益。“大家要先忍得住，只有我们忍了两三年之后，才能告诉他们（城里人）说合作社的产品是最安全的。两三年之后，我们有了一个基本队伍，就成立市民消费协会。”
但他的计划进展并不顺利。村民们觉得，知识分子们的“有机农业”试验，太过理想化了。夏天，杂草在试验田的路边疯长，温铁军坚持“生物防治”，用辣椒、烟叶汁等“土办法”来杀虫。学院在试验地里种的西瓜，被描述成“一丈来深的草里，长出拳头大小的西瓜”。大学生和志愿者们挨家挨户上门，劝说村民不要使用农药，从者寥寥。学院建的生态厕所、“地球一号”生态建筑，被村民讥为“土屋”。
质疑声四起。村民们说，乡村建设学院是“玩虚的”：晏阳初在定县，还搞了猪品种改良，搞西红柿、大花生，搞优质棉花育种，但学院只看到不停地建房子，没有实际的效益。
在统购统销的过程中，合作社内部发生了一场风波。几位理事到保定买农药，在集体购买中他们“顺便”捎回了自家那份，省下了批发价和合作社价中的差价。此事引发社员不满，认为是“以权谋私”。几人后来都被罚款，但社员间的信任关系也受到破坏。直到2007年学院停办，社员们对理事会的信任也没有完全恢复。
“伙计好搭心难保”。韩五全说，尽管合作社有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但社员们还是很难完全相互信任。社员们尝试了承包制，把合作社的统购统销任务，承包给一个人来做，只交给合作社定额管理费。但这样一来，理事会、监事会彻底成了虚设。
农民搭伙办村企之殇
韩五全不是第一次感慨“搭伙计”难，事实上，他曾是五户农民合办的纸箱厂的“老板”，20多年经营的浮沉，让他感叹农民之间“合作很难”。
1984年，就在“土地下放”后没多久，国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大大降低了农民办企业的门槛。原来社队企业中的技术、业务人员纷纷自立门户。翟城村所在的定县地区乡镇企业“狂飙突进”，2年内数量“三级跳”，从1057家飙升至9567家，再到22413家，从业人数8万多人。
这一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通讯》上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在《保定日报》对徐水县5户农民合办文具厂的报道中，也出现了“农民工人”的用语。一位厂里的青年女工自豪地向记者说道：“我们坐着操纵机器，冬有煤火，夏有风扇，冻不着、热不着、累不着，一天八小时，是地道的‘农民工人’，比你们当干部的不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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