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总量已超过了2.5亿人，意味着每6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农民工。三十而立的80后、二十出头的90后正在成为主力军，将近1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的同时，正面临着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他们的下一代将如何选择城市？

　　“大年二十四要扫房子、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大肉……”农历龙年腊月二十六，北京城“年味儿”渐浓。

　　忙了一下午，聂启明终于收拾好回家的行囊，他如释重负地坐在出租屋的地上，满足地看着同样躺在地上的两个大号编织袋，它们的肚子被“稻香村”、“京八件”等年货填得鼓鼓的。这些年货，是聂启明和大哥聂启贵共同置办的，两兄弟同在北京西三环的一个四川饭馆打工，聂启贵负责烤肉串，要晚上十点左右才能回来，因为订了次日凌晨三点五十返回老家四川绵阳的火车票，负责端盘洗碗的聂启明只好一个人提前回来负责整理行囊。

　　今年22岁的聂启明在三年前同大他四岁的聂启贵一起外出打工了。兄弟俩先跟随父母在东莞做制鞋工人，两年后离开父母到了北京，以每人每月3500块钱的薪水在这座城市努力地生活着，而他们年逾五十的父母则回到老家帮助聂启贵照顾年仅2岁的儿子。在中国，像聂启明兄弟这样的农民工总量超过了2.5亿人，也就是说，每6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农民工。

　　在当下的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达58.4%。在一些省份和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甚至更高。

　　“就连饭馆打工的姑娘 也想找个水果摊的摊主”

　　“有对象了吗？什么时候结婚？”

　　春节，城市白领所遭遇到的尴尬，在聂启明身上同样会发生，而且会更为直接。

　　但是在城市打工的生活中，聂启明还没有遇到情投意合的对象。这让他甚为苦闷，他偶尔会去饭馆斜对面的网吧上网，和时下的年轻人一样，打打游戏，耍耍微博，他和哥哥过年回家的火车票也是自己下载抢票软件“抢”下来的。偶尔，他会和在老家的高中同学聊北京的见闻，当有同学提出要来北京“投靠”他的时候，他会半开玩笑地告诉对方：“你以为城市的钱好赚啊？我还打算请你扶扶贫呢！”

　　聂启明几个月前动起了“回老家开小卖部”的念头，并开始联系同学张罗此事。“不少在外打工的同学都回去了。”他说，“两年了，看不到希望。没有五险一金也没有年终奖，就连饭馆打工的姑娘也想找个水果摊的摊主。那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年之后且90年之前出生的已婚比例为33.8%，90年之后出生的已婚比例仅为1.6%。这意味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重要问题，需要受到更多政策上的关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城市对他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但融入城市的梦想一旦经受到挫折，他们就会做出更有利于自身的规划。

　　2012年3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的调查报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个重大问题》。韩长赋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和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他们既然来到城里，就不想再回到农村；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获取外部信息的方式更现代化，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和认同。

　　正如韩长赋的调查报告中所说，聂启明对自己所生长的四川农村并没有多么深厚的感情，由于是家中最小的儿子，爷爷奶奶即便在聂启明父母都外出打工、家里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也没有让孙儿下地劳动。“我到现在连水稻小麦和韭菜都分不清楚。”他说。事实上，聂启明在学生时代的成绩并不差，只是高考的时候“缺了点运气”，以低于大专分数线十几分的成绩与大学校园擦肩而过，于是，就跟着哥哥外出打工去了。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胡建国2005年左右在广东、福建、长三角地区等制造业发达地区的调查中就已发现，“招工难”一定与农民工的结构发生变化有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对人生有更高的期盼，他不会接受低水平的工资或者在流水线上简单的操作，他可能想要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他们之间的很多人不愿意从事单调的体力劳动。”

　　将近1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的同时，不仅想有面包、房子，还想在城里找一个爱人，结婚生子。他们更期望自己的下一代能成为彻底的城市人。

　　中国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孟宪范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问题也有五年的时间了，在她看来，新生代农民工有很清晰的生涯规划，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很积极的因素，他们会结合自身的条件为自己选择一个更好的去处，但绝对不可能再回到农村，所谓的“农民”也只是户口意义上的了。

　　90后农民工：一年半时间里的第四份工作

　　河南籍作家梁鸿早在2010年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里，就把目光对准了生活在河南穰县梁庄的农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一次，在新作《出梁庄记》当中，她又把视线移向了一个个离开梁庄、在城市打工谋生的乡亲及他们的子女，如实地描绘了他们的命运、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在河南富士康打工的23岁的梁平，是梁鸿印象深刻的一个受访者。在2012年1月16日，梁鸿在一个雨夹雪的日子抵达河南郑州富士康工厂准备探望梁平的时候，获悉梁平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富士康，现在在堂兄梁东工作的建筑公司干活。

　　这是梁平毕业后一年半的时间内所从事的第四份工作。

　　梁平是“万科三哥”的儿子，当年梁万科夫妇在克拉玛依油井工作的时候，梁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后来上初中的时候，梁万科夫妇把梁平送回梁庄的寄宿学校。留守儿童梁平在学校里谈恋爱、打架，成为一个顽劣的少年。梁万科夫妇最后放弃打工回到梁庄，但那时梁平的学习已经不行了，读完中专就打工去了。

　　“很显然，他有着非常大的困扰，这个困扰可能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也有，因为青春期嘛。”梁鸿说，“这样的叛逆，当他跟父母不在一块儿的时候，会朝着更深的方向去滑。”

　　进入社会的梁平并不如意，“太压抑了”、“受不了”、“不干了”……梁平不断重复着这些话，谈到在郑州富士康工厂的打工经历时，他说：“往那儿一坐，一天十个小时，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它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也没时间动。”

　　在谈到富士康屡屡曝出的跳楼事件时，梁平的反应出乎梁鸿的意料，他不愿过多地谈及在富士康的生活，也不愿思考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本质问题，却特别鄙视那些跳楼自杀的人。梁平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韩长赋的调查结果：“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是为了寻求更好发展机会而外出务工，职业期望值较高，而工作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他们的心理平衡度较差，对现有生活状况和公平、平等状况不满足，维权意识更为强烈。”

　　江苏省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份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普遍超出标准的40小时，因此有48%的人选择睡觉作为主要休闲。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则显示，上网和看电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业余活动。而因为文化生活的匮乏，有一部分青年会参与“打扑克赌钱”、“打麻将赌钱”、“网络赌博”等各类带赌博性质的活动。

　　上一代打工者愿意衣锦还乡，新一代打工者则不愿离开城市，尽管在这里他们迷惘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