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的精神病鉴定

　　余家林的父亲余天益至今记得十年前杀人案的每个细节。那一天，他不仅失去了儿子，儿媳和孙女的精神也受了很大刺激，孙女的学业也因此被耽搁。

　　事发第二天，刘安平被批准逮捕，但27天之后的11月26日，刘安平就获释了。记者见到一份当年的《释放通知书》显示，刘安平因“无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发病期）”被予以释放。

　　当年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2003年11月13日，经办案单位委托对刘安平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鉴定单位于2003年11月26日作出鉴定结论，评定被告人刘安平无刑事责任能力，刘安平在当日获释。

　　刘家被判赔偿余家死亡赔偿金、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7.2万余元。但余天益说，家里只收到3.5万余元。因为家庭经济条件陷入困境，他不得已放弃继续依靠法律手段索赔。

　　如今，余天益在当地经营一个小杂货铺，年过七旬的他视力下降得厉害。儿媳则在浙江打工。余天益至今不忘“要把杀人者正法”。

　　龙舞组村民卢永超记得，刘安平被释放后，还按当地风俗，管同组的他叫“老表”。“你差点就见不到我了，老表。”刘安平说。

　　毕竟杀的是其他组的村民，从小看着刘安平长大的龙舞组村民，在刘安平获释后，还是像自家人一样重新接纳了他。

　　村民们觉得，刘安平杀人是一时冲动。但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真的是精神病。从小和刘安平玩到大的朋友卢永祥说：“他脑子聪明得很，说话正常得很，怎么会是精神病呢？”

　　很快，村民间有传言，刘安平的姨娘是贵阳某医院的领导，他的精神病鉴定，是家里为了救他一命托关系弄来的。但这个传言无法辨别真伪。

　　记者联系到当年参与办案的一位民警。他说，刘安平是被送到贵阳的安宁医院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具体鉴定程序他也不清楚。“老百姓对这些不够理解，也正常。”他说。

　　回到村里，刘安平和过去一样，很少和别人打交道。他又重新开上车，尝试着做起生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精神病人还能开车？”村民们议论纷纷。

　　在此期间，没有任何机构对已被判定为精神病的刘安平进行监管。龙舞组组长周松说：“没有任何部门要求村里对他进行监管。他平时完全正常，我们也就没人去管他。”后来，刘曾一度搬到遵义城里住，监管更无从谈起。

　　资深律师、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许兰亭介绍，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我国刑法对于不负法律责任的精神病人，只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但是，对于什么是“必要的时候”，相关机关却没有给予解释。由于缺乏细化措施，这一要求在现实操作中很难落实。

　　精神病人犯杀人案，往往免予刑事处罚，但其出狱后的监管，在此前基本是个真空，处于“家庭监管”的状态。而这些精神病人的家人连自身的安全尚不能完全保障，更没有足够的能力监管病人了。这无疑给社会留下一颗定时炸弹。

　　被威胁的合作伙伴

　　重获自由的刘安平开始寻找做生意的门路。卢永超和刘安平是对门的邻居，1996年起在村里的东风水泥厂（后改名筑神水泥有限公司）做化验室主任，该厂的厂长也是卢家的亲戚卢光勋。

　　2007年前后，刘安平找到卢永超，说自己有渠道弄到水泥厂需要的原料黄泥，希望能促成合作。

　　卢永超起初也担心刘安平的精神状况，但看过去几年他都没任何毛病，俩人又是对门邻居，他决定帮刘安平这一把。于是2007年、2008年两年期间，工厂里用的黄泥都从刘安平手下采购。刘安平则拿出部分收益，给卢永超“当做买烟钱”。

　　黄泥最初每吨14元，后来慢慢涨到最高时24元。刘安平往厂里运黄泥，少则几十吨，多则数千吨。两年期间，卢永超承认收的“烟钱”有将近15万，可以推想刘安平也从黄泥生意中获得相当丰厚的收益。

　　但2008年年底，厂里调整水泥品种。卢永超说，这时刘安平提供的黄泥经常掺有杂物，质量大大降低，同时刘又喊出每吨30元左右的高价。终于让厂长卢光勋决定弃用刘安平的水泥，另寻其他合作伙伴。

　　眼看赚钱的生意黄了，刘安平十分不甘心。他迁怒于卢永超，认为是他从中作梗，让水泥厂把自己甩掉。他开始持续地威胁卢永超，称要报复他。

　　卢永超不断地解释，甚至还请厂长出面和刘安平谈，但都没有消除他和刘之间的矛盾。

　　有一个冬天，刘安平突然找到水泥厂车间，一脚把卢永超踹倒在地。卢永超只有1米64，面对1米7出头的刘安平毫无反抗能力，趴在地上全身都是灰。

　　刘安平不断地找到卢永超，要他重新启用自己的黄泥，并威胁他如果不从，就把他收回扣的事情告诉厂长卢光勋。

　　卢永超不堪其扰，考虑再三，决定把从刘安平处收的回扣全部退还。2010年夏天，他把前后收的约15万元回扣提现，约刘安平到家中，把沉沉的一大包钱还给他。刘安平没说什么，拎着钱走了。

　　确实有短短一段时间，刘安平没有再找过他。

　　一天晚上，卢家人聚在门口吃西瓜，卢永超自己在屋里休息，突然刘安平蹿到他身后，用左手掐着他的脖子说：“我给你准备了点好东西，你信不信我杀你全家。”卢永超不知道刘安平右手是不是拿着凶器，吓得不敢动弹。刚好卢的母亲端着西瓜进屋，刘安平把手松开，走了。

　　想起刘安平曾经杀人的事，卢永超更加不寒而栗。在受到性命威胁后，2010年夏天，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悄无声息地搬到遵义城里租房住。

　　“我宁可放弃做了多年的水泥行业，也不想再跟刘安平打交道了。”卢永超说。他的新家地址甚至连父亲卢大光和哥哥卢永金都没告诉。

　　许兰亭律师介绍，2013年起实施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辟出一章，增设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其中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按照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由检察院报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龙舞村组长周松说，卢永超受刘安平威胁的事，在村里几乎人尽皆知。卢永超还曾报过案，但警方说，刘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警方无法插手。于是即便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对刘安平的监管，仍始终处于空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