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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不再写知青题材 回归虚构小说写作

2013-04-15 08:44:00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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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闷的中国人》透视中国“突围”之路

  梁晓声:不会再写知青题材作品

  核心提示:

  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的作家梁晓声一直被当作是平民的代言人,通过他的作品,人们看到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求及幻灭,执着与无奈,以及他们在沉默中孕育的愤怒和反抗。

  14年前,在文学领域建树颇丰的著名作家梁晓声,突然推出一本看似与文学毫不搭界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其后,梁晓声又于2012年推出了新作《郁闷的中国人》,以一个时代见证人、时代病相剖析者的身份,直面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痼疾,以事态、事实、以鲜活的底层状况采样“脉诊”国情,字里行间灌注着作家深沉的“劝世”“醒世”“忧世”之心。在书中,他预言,“郁闷”对中国是一种困扰,但又蕴含了可贵的契机——未来的30年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除了经济,还有许多的实事要做,其中改变“文化缺席”的现状尤为迫切。

  更重要的是,梁晓声已经不再是昔日那个老三届出身、“最老的愤青”,行文不再以愤懑为情绪主线,而是旨在给出了切实的药方。日前,在广州宣传新书的梁晓声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建言”的自觉贯穿于他新近的写作和言论之中,而严谨的政治社会评论,比起网络上只图一时痛快、戾气横溢的发泄,自然对这个时代要有益得多。

  谈文化

  “文化缺席”造成很多“半脑人”

  南方日报:您在《郁闷的中国人》中写道,中国当下各阶层的矛盾都与“文化缺席”有莫大的关系,“文化缺席”体现在什么方面?

  梁晓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拥有最多不爱读书的人。我国年人均读书仅4.5本,扣除教科书,中国人平均一年读书不到一本。而排名最前的犹太民族,每年人均读书64本,这就是差距。

  近20年来我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增加了,但读书的比例却越来越小,现在很多大学生都不喜欢读书了,上网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说上网是为了阅读、学习,这点我不相信,大多是在看垃圾、煽情的东西。有时我看到外国科学家写的科普书和科教书,就会自惭形秽,人家一个科学家文学功底都可以这么好,而我们的科学家写出的东西,大多数偏于晦涩生硬。现在的大学培养了太多的“半脑人”,只有逻辑思维和记忆能力,感性脑区退化。

  梁启超说“要用文学造新民”,蔡元培说“教育救国”。梁启超也罢,蔡元培也罢,政治观点不同,但都是认识到国民文化缺失。然而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真正取得了多少进步?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步子很快,但在其他方面,比如文化建设上,可能会是碎步、迂回、渐进,往往是像花旦一样绕舞台兜圈子。那么未来十年内,我希望在这一点步伐加快一些。

  南方日报:近些年很多的知名作家、评论家把传统的写作延伸到网络上,开设微博、博客,您本人的微博为什么不再用了?是否与您关于“自杀移民”的言论在微博上遭遇了曲解有关系?

  梁晓声:我已在博客里说得很清楚了,之所以我如此愤怒,是因为这种篡改歪曲了我对未来中国的判断,对此,我对微博充满了警惕。另外,微博若想获得大量转发,140字内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说得有趣,有趣恰恰是危险的。若大家争着如何有趣,微博的氛围就会形成游戏的状态。一些人沉迷于当公共知识分子,为了增加粉丝和引起社会关注,经常弄些没常识、耸人听闻的东西。每天无数次都在想,下一个140字以内的话该说什么,说什么大家喜欢听的,传播什么能让大家传来传去。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可笑的,变成这样他还是知识分子吗?

  中国的许多问题是需要严肃地来看待,待真正讨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把一个问题拿出来辩论,都变成了大家更习惯于用有趣的喜感方式去表达,许多微博都有意思,而有意思恰恰是危险的,是陷阱。你有意思,我比你更有意思,都比着怎么有意思,这难免令人忧虑。我希望我写的东西应该是严肃、郑重的、考虑明白、表述清楚、直指要害的,所以我放弃了微博。我的态度是没有必要就不参与,如果参与一定是真诚的表达,而且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表达。

  南方日报:在以往,不少人都以“老愤青”来评价您,而现在为什么您的言论和作品却变得愈发温和?

  梁晓声:张艺谋有部电影叫《有话好好说》,很有启发性。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作品充满了鲜明而强烈的愤怒,而现在,那些社会问题变本加厉,我的文章反而变得温和了,这乍看起来很奇怪。原因在于我逐渐发现,有些是属于社会问题,那些社会问题不是写一两篇文章能解决的。我原先被选为政协委员时,开会的时候其他人都紧张兮兮,怕我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这样即使你说了,别人不敢听也听不进去。说话的艺术在于使听的人愿意听下去,让人觉得有道理从而打心底接受。意见表达并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训导别人,也不是“顶”、“扔板砖”这种充满戾气的情绪表达。我希望官员也看我的书,了解群众的郁闷,这样才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谈写作

  下一步回归虚构小说写作

  南方日报:对于今后的创作方向您是怎么计划的?

  梁晓声:今后我不会再写知青题材的作品。现在知青题材的作品已经不少了,但问题在于很多人只控诉上山下乡,不谈“文革”,因为怕勾起自己在“文革”中表现的记忆。心想着“文革”是别人的苦难,跟自己无关。我自己出了几部关于知青的作品,记录了我所看、所闻、所思,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共同经历过的人。“文革”题材我也不打算再写,《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基本上把我想说的都说了,“文革”也被列入重大题材,层层审批很麻烦。反映社会现实的杂文我也写了很多了,下一步将会回到虚构小说。

  南方日报:从您的作品中我们时常能感受到您对贫民的同情和谅解,对富人则多有批评和劝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梁晓声:当我写到贫民的时候,可能会偶尔写到他们一些不失可爱的缺点,却不忍心把他们写得过于猥琐。当我们谈到底层,谈到草根,或者比草根再往上一点,称作小市民的那一群人的时候,会发现里面鸡鸣狗盗、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寸利必得的事情也不少。就为了一间房,为了爸妈那一点存款,不顾亲情,穷人们也经常大打出手。这个阶层显然不是一个君子国,也不是一个道德国。尽管如此,我的看法是,那很多都是由于贫穷所致,因此,我对这些现象看得非常宽容。至于富人,我的逻辑是,富人已是一个国家富有的阶层了,这已经是一种足够的幸运了,他们接下来要做的,更多是体恤与慈悲。

  南方日报:如今,曾以“叛逆”著称的“80后”已融入主流社会,不少已经成家立业,同样因为个性张扬、饱受质疑的“90后”也即将正式步入社会,您是怎样看待中国年青一代的?

  梁晓声:“90后”将带来怎样的正影响现在还很难预测,然而他们可能带来的负影响则使我担忧。这不能埋怨他们,是国情所致。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一直以来在孤立的状态中成长起来,加上长辈的疼爱娇惯,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我之前看他们的微博,内容大多是我做什么了,我需要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基本没有考虑他人的视角。一个人眼中没有他人,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城市家庭是这样,也包括农民家庭。

  不过我还是对他们怀有希望,他们是中国主流社会最新的一代人,在一个信息和观点纷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眼光更加开阔。作为青年,也是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他们带给中国的影响恐怕是我等难以想象的。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有很多大学生上完大学之后,谈世界不能谈,谈历史不能谈,谈中国的过去和将来的可能性不能谈。当你什么都不能谈,你会使人对你肃然起敬吗?社会对你没有肃然起敬,不是由于你现在没有住房,恐怕还是由于文化和能力的原因。而在今天这个社会,有了能力,到处都有那么多机会,压都压不住。

  所以青年人还是要注重自己内心的建设,包括文化方面的修养和提升。另外还要明白自己的能力。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目前必须做什么。

  南方日报:对于梦想成为作家的青年人,您有什么建议?

  梁晓声:时代不一样了,一个人的表达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受到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发表作品的门槛也大大降低。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意愿,具备了表达的能力。我们能记起托尔斯泰、契科夫、莫泊桑等等,然而现在的文学巨匠有哪些,我们却不清楚。即使是当代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们是谁,他们的作品有哪些,有多少人读过,恐怕很多人都答不上来。

  人类已经进入了人人都能表达的时代,所以不要一直想着成为作家,要以平常心真实地反映身边的社会现实。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写作是小学作文的延续,至今也没有完全满意的作品。

  作者简介:

  梁晓声,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祖籍山东荣城,1949年生于哈尔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代表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一位红卫兵的自白》《年轮》《浮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至今仍坚持纸笔写作,创作了小说、散文、杂文等1600余万字。 (记者 郭珊 实习生 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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