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教授

　　在BBC的最新调查报告中，中国国家形象出现明显下跌；中国游客在卢克索神庙文物上涂鸦，引发"丢中国人的脸"的国民大讨论；国产娱乐节目和动漫大量拷贝和抄袭国外节目创意……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话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6月5日，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在上海启动。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其基本任务是为我国开展文化外交和文化走出国门提供战略研究和路径研究。本报记者采访了该基地的主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圣来。在他看来，对外文化交流目前存在着种种不平衡，归纳为一点就是我们自身文化创造力、文化渗透力和文化感召力还不强，迫切需要在对外文化交流上，提高我们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的水平。

　　问：国家层面的对外文化交流研究，与我国“软实力”建设有着密切关系。把这样的基地放在上海，主要是出于什么考量？我们的文化交流研究现状如何？

　　陈：上海历来是国际文化交流的枢纽和中心，已经具备了运营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自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战略。这是天时。而上海一直是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致力于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这是地利。而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知名学府和重要智库的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研究成果和研究人才，这就是人和。

　　从创新发展的机制和思路来看。我认为文化不是一种摆设和点缀，它应该发展成我们的支柱产业，文化产业作为一种创意产业、朝阳产业和无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对于文化产业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同时保障和丰富公民的文化基本权益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内容，比如我们免费开放公立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断完善各项城乡文化设施、政府对文化产品的公共采购，这都是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体现。另一方面，重大文化节庆活动，比如上海国际艺术节，可以在相当时间段内调动各种元素，让百姓参与、百姓体验、百姓互动。这种全民性节庆文化能够推动文化创造和文化繁荣。

　　对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来说，我们现在是文化资源大国，但还不是文化强国。

　　有统计表明，在全球的文化产值中，我们只占了3.4%，而美国占了43%，这个差距很大。在文化创新力、文化渗透力、文化感召力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从十七大到十八大，国家一直在强调“软实力”建设，去年我国举办了中非文化部长论坛，有四十六个国家的文化部长和代表来参加。根据正在制定的 《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海外文化中心总数将超过50个。在斯科尔科沃-安永新兴市场研究所推出的2010年各国软实力排名中，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排名居首位。我们现在比较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现在文化话语权都在别人手里，“文化软实力”也是美国人提出来的，我们习惯把人家的话语拿过来用，缺乏在文化语境和语系中建立自己的自信和地位。在传播中华文化时，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有没有为民众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过去有“三纲五常”，当然其中有封建糟粕，但至少这些观念过去是有覆盖的，现在我们要拿什么出来，去影响世界呢？去树立我们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呢？

　　问：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近期的主要工作方向是什么？

　　陈：基地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分阶段有序推进。第一阶段，我们准备先把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平台搭起来。目前亟需做的是，基地正式启动，聘请一批基地专家、开好有关研讨会，建立国家基地网站、维持网站的更新、建立基地与文化部正常联络和沟通渠道以及定期会议制度，协助文化部外联局审核确定今年的对外文化交流研究课题，启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年鉴的编撰工作。确定基地今后为文化部研究的方向等。

　　第二阶段，我们准备完善基地的体制机制，要将基地在平台基础上变成枢纽。开门办基地，联系有实力有资源的相关机构、企业和地方联合办基地。在第一阶段聘请国内专家的基础上，聘请第二批国外专家，形成基地专家库的完整性。并结合时机召开专题性的国际文化论坛，以后把这些论坛固定下来，形成国际文化领域的“达沃斯论坛”这样的盛会。同时把基地的研究外化，成为培训资源，研究与培训并举，争取成为文化系统外事干部的常态培训基地，争取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的策划基地和内容供应基地。

　　第三阶段，在原有的平台、枢纽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对外文化交流国际港口，从而做大做实国家基地，使基地虚实结合，既有研究平台功能，又有国际交流枢纽功能，还有产业园区实务和示范功能，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研究的重镇，国家设在上海的对外文化交流研究的理论基地和实验基地以及孵化基地。

　　问：中国形象在国外的调查中，出现了某种负面的下降趋势。卢克索神庙题字事件，让国人反思文明素质问题。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普通人应该承担什么角色？通过什么办法来引导国民这方面的自觉？

　　陈：其实卢克索神庙涂鸦不是个案，很多名胜都有，包括我自己出国参观一些古迹，也会看到我国同胞的留字。在痛心之余，我也要说明一下，这个坏毛病不只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外国人也有，只不过在概率上中国人比较多。这也说明国民意识的重要性。国家这个概念还是要通过个体去展现，中国在哪里？就在你脚下。

　　提高人们的国民意识，首先就是要在教育上下功夫。就好像拿中美对于“灰姑娘”故事的教案比较一下，美国老师引导学生去理解“守时”、“诚实”、“朋友”等品质的重要性，而中国老师讲的是怎么去分段、哪里是明喻哪里是暗喻。所以说，国民素养是从基础教育就得开始培育的。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对外文化贸易处于逆差地位，当然上海是我国唯一在文化贸易上是顺差的城市，但这并不能影响到我国在全球文化市场上占有率太低的现状。还有政府和民间的不平衡，我们现在的对外文化交流中，政府是主导地位唱主角，但这方面的民间意识就不强。比如台湾地区的云门舞集，它完全是一个民间艺术品牌，却能够成为台湾本土的一张文化名片，不管放到哪个国家都是响当当的，可以让人翘大拇指。可是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民间品牌。上海的盛大游戏有一些文化产品的输出，但影响力还是很小。另外就是东西地区的不平衡。沿海地区对外文化交流比较多，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就少很多，我们去内地一些地方，想要推介当地的文化产品到海外，却发现这些机构连能够说英文的人都找不到，这还怎么去对外交流呢？所以，国家成立对外文化交流基地，就是要研究这些问题，把研究成果提供给决策者和文化市场的各种主体，特别是为政府文化规划提供前瞻性研究报告。我们聘请的专家，很多都是有着外来经验，海外背景，他们从本土创业到国外奋斗，然后又回到祖国。他们对国际文化传播规律、文化创新机制有着丰富的经验，又熟悉中国。用好这些专家，为他们创建平台，对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研究意义重大。比如，上海这个城市，可以发展什么文化品牌？我认为电影就是一个突破口，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有很深的电影文化底蕴，但是上海电影却不能尽如人意。对于上海来说，引进各种优秀文化，包括世界各国的精品力作，除了满足欣赏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也可以提升和倒逼自己的文化原创能力，优化文化的创造环境，先是引进文化品牌，然后培育自己的品牌。

　　我在十年前办上海国际艺术节时，邀请贝嘉洛桑芭蕾舞团来沪演出两场《生命之舞》，大师级的表演轰动文化界。十年后，他们已经是主动要来上海参加艺术节，并让我一个中国人为他们编写舞蹈脚本，我为他们写了《生命的诱惑》，他们编舞，并把这样的“生命系列”首演放在上海，这是从没有过的。这种文化交流是更高意义上的交流。

　　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开拓我们的国际视野，让优秀文化的种子在本地生根开花。

　　问：我们现在在世界上设立了很多孔子学院，发展很快，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说这是文化侵略，当然这是在抹黑，但是如何发挥孔子学院作用，澄清误解呢？

　　陈：在对外文化传播方面，很多人说孔子学院发展很快，但我认为孔子学院的功能开发还不够。为什么孔子学院能够发展迅速，其实就是因为它提供了免费学习汉语的机会，外国人对中国越来越重视，想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如果把孔子学院仅仅当做学汉语的地方，那是不够的。比如德国的歌德学院，它就承担了很多文化传播工作的功能。同理，我们正在推进设立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目前也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语言说到底还是一种载体，它承载的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并对世界产生影响，增进世界对我们的了解。

　　问：我们的文化产业在原创力上是否比较欠缺？对国产娱乐节目和动漫比较泛滥的拷贝和抄袭现象和如何去看待，我们的文化产业怎样才能具有国际影响力？

　　陈：举个例子，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是国际马戏界公认的第一品牌，但是你去看它的演员，很多都是中国人。同样，日本动漫是世界领先的，但是它的从业人员中很多也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在技术上中国人的文化制造能力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少了一个从创意到营销的连续产业链。

　　我们去研究文化产业就知道，国外是一种文化消费模式，我们分别邀请过美国国家艺术中心和林肯艺术中心的总裁来做演讲，你去听他们的内容，讲的都是文化营销。它是完全用营销的方式来做文化，把市场研究做得很好。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过程不流畅，重视文化创作，轻视文化消费。有意无意地把消费终端堵塞了，文化创造的源头也就流动不起来了。做好消费市场的研究再去创作，事半功倍。拿《泰囧》来说，一个小成本电影就因为摸到了平民的痒点，能够赚得盆满钵满。但这个影响力是局限在国内的，你拿到美国、泰国去放就没有国内这种效果。同样，很多美国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在中国就反响平平。所以这个规律对任何一个文化产品都是适用的，就是你要赢得国际市场，必须要研究国际市场，做到知己知彼。

　　其实，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自己的文化原创力，比如我们的电视剧，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甄传》，不去管它的问题，从传播上它是成功的，客观上在美国等地方是有影响力的。再想想过去，我们连看到一般的墨西哥电视剧都会激动。我们应该去研究国产电视剧是怎么适应市场的，是怎么形成影响力的。这对我们的文化产业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意义。

　　问：文化创新是一种需要多元化环境的事业。目前我们的文化产业对外来文化有一些限制，比如分账大片配额制度、严格的国外动漫作品播放门槛等等，这种限制对我们发展自身的文化产业有帮助吗？

　　陈：我以前在访问法国RTL电视台时，就碰到这么一个事情。当时他们的行政总监索德尔与总编辑都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忧心忡忡。因为他们获悉法国国会有可能对广播法国歌曲比例有新的法规出台。如果这个规定通过的话，那就是在广播里播放的歌曲必须40%是法语歌曲。他们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举动，他们反对对歌曲定比例。索德尔说，我们不能强求下一代喜爱什么，这将使下一代人与立法人处于对立僵持状态。文化与经济一样不能简单划比例。但是法国恰恰是欧洲限定最严格的国家。在法国规定电视台播出影视必须40%是法国的，20%是欧洲的，另外40%才能自由配置。但是法国国家影视最高委员会主席亚克布代的立场就完全不同于电视台，他赞成用法规来限定放映比例。他说，正是因为有这个规定，法国电影才能生存，现在法国电影销售取得了第二位，如果没有法规保护，法国电影早就被好莱坞挤垮了。影视最高委员会就是法国掌管影视政策的最高权力机构，它是由政府、国会、艺术家三方面组成的，工作就是监督，对违反规定的传媒实施处罚。有一位母亲投诉电视一台播出的日本动漫过于暴力，检查后罚电视台自我检讨并处以三千万罚款。他们还规定每家电视台根据盈利按比例投入到广播电视事业中去。这个影视最高委员会有9个委员，但是有260个工作人员为他们服务，每年经费上亿。

　　所以说，对文化市场设置保护性门槛，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措施。道理很简单，美国的文化产业影响力太强了，整个世界的文化产值它占了43%，几乎占半壁江山。如果没有门槛，哪个国家能跟美国去竞争呢？当然，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