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徒与罪人：国际短篇小说奖获奖作

　　内容推荐

　　本书《圣徒与罪人》为2011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由十一篇短篇小说构成，这十一篇涉及的题材各不相同，从婚姻危机到母女关系，从婚外情到单身的幽怨，从背井离乡的落魄到亲人之间的芥蒂…这是十一故事几乎包含了人可能会有的所有痛苦，这些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人的是非对错并没有绝对的心理成因，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为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或许每个人都能在这些故事中找到自己的一些情感碎片。

　　作者简介

　　艾德娜·奥布莱恩，爱尔兰著名小说家。出生于一个严苛、虔诚的爱尔兰家庭，童年颇为沉闷压抑。成年后在爱尔兰获得药剂师资格。1954年不顾父母的反对，与离异的爱尔兰作家欧涅斯特·格布勒结婚并移居伦敦，这段婚姻维持了十年。这些经历在她的作品中多有展现。在伦敦期间，博览群书，并立志开始写作，自196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乡村姑娘》以来，陆续创作了二十余部作品，其中包括詹姆斯·乔伊斯和拜伦的传记。获得过包括爱尔兰笔会终生成就奖、美国国家艺术金质奖章和尤利西斯奖章在内的多项国际奖项，也是第一位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的爱尔兰作家。

　　精彩试读

　　铁铲王

　　一边的翻领上别着一把金绿相间的小竖琴，另一边是个飞翔的天使。他的这件蓝夹克曾风光一时。他头戴黑色的霍姆堡毡帽，一头白发打着卷儿，几乎垂及肩膀。他肤色泛黄，而巨大的双手则呈深栗色，右手有一节指关节变形歪斜，明显是因伤造成的。往上，手腕处，他戴了一条黑色的宽手带。他看不出年纪，像个表面结了一层永久冰霜的人。他不疾不徐，郑重地提起杯子，慢慢喝下健力士黑啤酒。我们在伦敦北部一间名叫毕蒂?穆里甘之家的大型酒吧，那天是圣帕特里克节，人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企盼的氛围。墙上挂了“圣帕特里克节快乐”的宏伟横幅，多台平板电视的屏幕上显示着故乡风光的画面，山丘、溪谷、湖泊、整洁的小镇，以及历年来知名体育竞技片断的集锦。小巧的许愿灯与圣心灯别无二致，钉在大大小小木梁的犄角上，在这重大的日子里宛如护身符一般。店里只有三个人：那名安静的男子，一位声音嘶哑、头发纠成一团、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妇人，和我。

　　年轻的酒保艾德里安正在黑板上写承诺的美酒佳肴:低于半价的大杯爱尔兰威士忌、免费的小碟爱尔兰炖菜和苹果蛋糕。此外，老板还特别准备了满满一箱绿羊毛帽和绿围巾，送给老主顾。艾德里安年轻友善，一边问我还要不要咖啡，一边想知道那名安静的男子—他叫他拉弗蒂—是否要续杯，以庆祝这一天。艾德里安在自动点唱机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戈尔韦披巾》1，宣泄着乡愁，令青春活泼的助手克洛达赫甚为恼火。

　　端给我的咖啡难以下咽，可我仍逗留不走，因为预约的时间未到，我拿起放在旁边空桌上的一份报纸。灾难和丑闻醒目地占据头条。据报道，某国北方一省发生进一步骚乱；一名女演员被拍到酩酊大醉、由人扶着走出夜总会；另一张照片则显示了仅几个小时前她抵达时的模样，穿着雪白的紧身洋装，踩着岌岌可危的高跟鞋。一名在某非洲蛮荒小国被关押了六十七天后获释的人质，面对团团包围他的记者似乎显得茫然无措。我看了看纽约的天气预报—我经常在那儿过圣帕特里克节，站在纷乱拥挤的人群里，他们向彩车和乐队发出欢呼。整个庆典活动中，我感到出奇地孤单。

　　我约的是个医生，在他那儿就诊已有大半年时间，也许是因为租金过高的缘故，他放弃了位于樱草山的住处，刚搬到伦敦这片相对较荒的地区。这是我第一次去这新寓所，我心感忧惧，一部分是因为，在我看来，我已把支离破碎的自己留在了原来那个房间，那里堆满了书，生着一盆火，病人和分析师之间有种难得的亲切随意的气氛。我坐在酒吧里，一只眼盯着墙上的钟，不停地核对新地址，

　　1 “The Galway Shawl”，一首爱尔兰民谣。

　　向艾德里安打听这条路那条路，再三确认自己没有走错。对，他认识那个人，说他来过几次，我理解为这暗示着我的医生喜欢喝上一两杯。

　　与此同时，克洛达赫穿着翠绿的围裙跑来跑去，吟诵着一首打油诗，让所有人都能听见：

　　马铃薯饼铁板烤马铃薯饼锅里煎若你不吃这马铃薯饼永远得不到男人的心

　　她穿梭于桌子之间，光线从带花饰铅条的窗玻璃照进来，跟随她的影子舞动。她一边高唱马铃薯饼赞歌，一边用掸子拂扫棕色的圆桌，上面积着黑啤酒的陈年老垢。

　　掸完桌子后，她动手把绿色的酊液滴在一杯杯汲出的健力士啤酒上，摹画三叶草的标志，拉弗蒂静静地注视，隐忍不语。一群喧嚷的家伙闯了进来，他们披挂着各色花哨的绿色饰品，打扮成矮妖精。领头的是个高挑的女子，拿着新鲜的三叶草，上面还粘有一团肥沃的泥土。她用略带矫情的口吻讲述自己自圣诞以来就写信给年迈的叔叔，提醒他这株草一定不能离开土壤，而且，必须记住给它喷水，要用打了孔、里面填满肥土的盒子邮寄。

　　“用的兴许是圣水吧？”那位声音嘶哑的妇人忽然喊道。

　　“闭上你的嘴。”有人回她。她举起一根唬人的手指说：“我出来混的时候你们可都还没出世呢。”

　　那棵孤零零的三叶草被传来传去，不知怎的看起来有几分落寞。

　　第二拨人紧随第一拨人的脚步而来，大家热情地互相打招呼，把外套和背包扔在许多张桌子上，强占了几个安静隐蔽的角落，扬言有朋友要来。一名留着鬓角、态度傲慢的男青年，身穿黑色皮夹克，径直走到老虎机旁，酸橙绿和樱桃红的灯光一闪一闪，照亮的图案以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速度转动。两个少年，大概是他弟弟，站在一旁，张着嘴，看他连续不断地往机器里投币，空等哗啦啦的出钱声，年纪较小的那个捧着摊开的手绢，准备接收进账。年长的那个胖嘟嘟的，把巧克力块塞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吮吸，弟弟则带着顽童愁眉苦脸的表情在旁边干看。

　　我放下报纸，在笔记本上简记下一两件可能要和医生讨论的事，就在这时，拉弗蒂意外地站到我跟前，近乎羞怯地问：“你介意我拿回我的报纸吗？”我表达了歉意，提出请他喝一杯，可他已经走了，摆脱那帮高声喧哗的人，带着一身冷漠超然的傲骨，举起右手向艾德里安道别。

　　经过三四个星期后，我们有了些言语的交流。

　　“那把竖琴代表什么？”一天早晨，当他习惯性地开个小玩笑，把报纸递给我时，我问道。

　　“证明我是爱尔兰人。”他回答。

　　“那天使呢？”

　　“哦，那是守护天使……我们每人都有一个。”他说着，露出敬畏的浅笑。

　　自我们第一次碰面大概六个月后，我与拉弗蒂不期而遇，我们像老朋友似的互相问候。当时，我在奇尔本大街一家二手家具店外，他坐在那儿的一张皮扶手椅上，朝过路的人微笑，如王者一般。他在露天下显得无拘无束，大团洁白慵懒的云朵飘过我们头顶的天空，周围尽是桌椅、五斗柜、火炉用具、围栏、陶器和杂七杂八的小摆设。

　　他让出一个座位给我，说店主认为有他在可以刺激生意，有一次，当他唱起《我将再次带你返乡，凯瑟琳》1时，路过的人纷纷停下来倾听，并依他所言，浏览起卖的东西来。旁边，一位妇人在为一个变了形的筛子讨价还价，一位年轻的母亲拼命想把黏在木摇马上的儿子拉下来却未果。白色的油漆已有几处剥落，金黄的鬃毛变成了脏兮兮的褐色，可在男孩眼里，他的战马高贵神骏。

　　拉弗蒂卷了一根烟，合上烟袋，在内心某些回忆的驱使下，向我讲述起四十年前他来伦敦的故事：一个十五岁的毛头小伙，和父亲一同抵达卡姆登镇，心想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古怪、被煤烟熏得最黑的地方，连鸟儿，连走路摇摇摆摆的肥硕的鸽子都是人造的。他们住的房间很小，是父亲一年前租下的，里面只有一张铁床、一张薄薄的床垫、一个脸盆和一个用来烧水的小煤气灶。

　　翌日早晨，在卡姆登地铁站，那儿停着运料车和马车，年轻人在等待应征，足足有几百人，几百个爱尔兰人，盼望获得一份工作。一名工头上下打量拉弗蒂，对他父亲说，这男孩绝对不到十七岁，可父亲撒谎，非说他到了。两人唇枪舌剑，说什么他妈的同胞手足之类，最后，有人命拉弗蒂爬上运料车，他照做了。我相信（拉弗蒂说）有大好的未来在等着我，而留下的那些小伙子，他们站在街上，绝望的神情令人难过，那是我永远都忘不了的一幕。

　　大家被载到北面几英里外的一处地方，一群年轻人正在挖掘一条长长的沟渠，稍后里面将安设电缆。铺路的石块已被掀起，堆

　　1 “I'll Take You Home Again, Kathleen”，一首爱尔兰民谣。

　　成一叠一叠。第一眼看到这情景时，用他的话说，很难不去想象这些人，尽管那么年轻，却注定永生永世受雇挖掘某座没有尽头的坟墓。有人递给他一把铲子，命他开工。铲子的手柄很短，比他在家里挖土豆或萝卜时习惯用的那种要短，铲头方方正正，又宽又厚。就这样，我（他说）被派去挖掘伦敦的蓝黏土，那是当时的叫法，土色因泄漏的天然气而发蓝，富有黏性，黏得必须不时把铲子往水桶里浸一下，然后斜插入土中，使劲转动。大伙儿排成一行，因太热而光着膀子，每人被分配若干码长的一段任务，要挖出四英尺六英寸之宽，四英尺六英寸之深。工头穿着绿色的惠灵顿长靴走来走去，恫吓我们。畜生，而且还是个爱尔兰畜生。挖了一个小时后，我拄着铁铲昏昏欲睡，若不是有霍利，我肯定被解雇了。他掩护我，扶住我不让我倒下。他来自多尼戈尔，说山峦和起伏的山路让他变得瘦长结实，说我会慢慢习惯的。旁边两个康尼马拉来的人只会讲爱尔兰语，听不懂其他人说的一字一句，但却深悉工头的旨意和他的残忍无情。我不感到饿，只觉口渴，十点半的那杯牛奶如天赐的甘霖。大桶里一整天都泡着茶，可霍利说那味道像番泻叶。茶童泰迪负责食物，晚餐大家分到的是土豆和卷心菜，可惜我吃不下。傍晚，当收工的哨声吹响时，我满手都是血，背快要断了。我倒头睡在房间的小桌旁，父亲把我和衣扔上床，连鞋都没脱，然后走了出去。

　　每天干着同样的苦工（他继续说道），但大家用聊天和讲故事来保持高昂的斗志。他们会谈论所有一切与家乡有关的事。有个家伙出其不意地宣称萝卜需打过霜味道才甜，引起哄然大笑。他当即被冠上萝卜奥马拉的名字。绰号意味着更深厚的同志情谊，我们—一个地下深沟里的兄弟会，对抗他们—体壮如牛的工头、承包商和分包商，在我们看来他们只不过是畜生—十足的畜生。我们说不定会有意外之财。相传有人找到一个价值好几百的古罗马的盘子，另有人挖出过一个装有三枚金十字架的木盒，把它当了。可我们找到的只有扎在土里的粗壮的树根、单张的煤炭收据和四十年代德国战犯埋下的毒气管道腐烂的外壳。每逢星期四，会有一个科克人坐绿色的面包车来发薪水，他的保镖，也是科克人，挥着板球拍以防哄抢。一时间大家自觉成了国王。我拿到四英镑，那必须交给父亲，他还让我写了封信给母亲，说自己过得多么开心，多么容易就适应了伦敦的生活，害得母亲来信说，她希望我不会染上英国腔，那等于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