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扭曲是过去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促成因素。同样，近期要素市场的变化也是促使中国经济向“常规发展”转变的主要原因。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之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有时被称为“中国经济之谜”，其核心是指这样一种独特现象：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另一方面，不断增大的结构性风险则让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不可避免，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比如，改革之初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5%，而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比重已上升到接近50%。这一比重也不可能一直增加下去，因此这种情形是不可持续的。在此期间，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大幅上升，经常账户盈余不断扩大，但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收入不平等恶化。

　　经济学家提出了多种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变化。尽管视角和观点有所差异，这些经济学家都同意其关键在于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之谜”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期间采取了非对称市场自由化的做法。产品市场的自由化确保了生产决策符合供求状况，因此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要素市场的扭曲为经济个体特别是企业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有时还为克服市场失灵提供了途径。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在改革初期，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免税、无偿使用土地、信贷补贴以及廉价的能源和水资源等要素投入。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支持，也减少了法律体系对产权保护不足而带来的问题。这些政策虽在普通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被视为政策扭曲，但是它们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成功。截至2011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累计达到1.8万亿美元。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普遍地压低要素成本，中国不仅为外国投资者也为本国投资者提供了“补贴”。

　　要素市场扭曲，包括限制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流动的户籍制度，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直接控制，政府机构对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的调节，以及向投资者提供的土地使用费优惠等。多数情况下，这些扭曲压低了要素成本。

　　然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到底会降低还是增加劳动力成本并不明确。丰富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这一典型的刘易斯二元经济体提供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力成本都较低。虽然廉价能源、资本和土地对推动制造业发展也很重要，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以说是决定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大部分产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领域。

　　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低廉的要素成本，促成了“中国奇迹”，也引发了“中国经济之谜”。一方面，这提高了生产利润、投资回报以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低廉的要素成本也造成收入从家庭流向企业的特殊机制。多年来，由于家庭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停滞的工资率，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家庭收入，导致了结构性问题。第一，这种显著的激励导致出口和投资占GDP比重的不断增加；第二，由于企业储蓄率普遍高于家庭储蓄率，企业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也增加了储蓄率；第三，由于低收入家庭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主要依赖企业利润和投资回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第四，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家庭收入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第五，能源、资本和其他资源不正常的低成本也可能导致浪费。

　　至此，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之谜”也许没有那么特别。许多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都经历过非常相似的变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信贷曾经很普遍。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各自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也同样出现过投资、出口比重增加，消费比重下降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更加严重，因为中国不仅拥有更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更加扭曲的其他要素成本。

　　中国经济走向“常规发展”

　　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经济增长趋势稳步放缓和经济结构再平衡。一些结构性变化，如经常账户盈余收窄，已经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得到充分体现；一些改善，如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在官方数据中尚未得到反映。而其他一些调整，比如收入分配的改善，虽然得到官方估计的肯定，却遭到许多经济学家强烈反对。我们认为，主要受要素市场变化，特别是受到劳动力短缺的驱动，经济结构的改善是真实存在的。

　　经济增长潜力下降

　　从2011年起，我国GDP增长开始减速，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的紧缩政策。2012年3月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经济增长，包括支持正在开展的水利、电力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是GDP增长率仍从第一季度的8.1%持续放缓到第三季度的7.4%。增长减速引起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再度担忧。

　　然而，由于三方面原因，政策制定者却保持相对冷静，而且似乎愿意容忍增长出现些许放缓。首先，实施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许多政府官员不愿采取积极措施支持经济增长。该计划曾在2009年成功扭转经济增长下滑。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该计划增加了财政风险，制造了不良贷款，导致部分基础设施领域产能过剩，并引发了通胀和资产泡沫。从2011年底起当增长再次放缓时，决策者们变得更为谨慎，避免再次过度刺激经济。其次，对目前经济增长潜力的估计大致都落在6%～8%这样一个区间。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2011～2015年为8.6%，在2016～2020年为7%；据蔡和陆扬2012年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在2010～2015年平均为7.2%，在2016～2020年平均为6.1%。在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中，艾肯格林等推测中国在2011～2020年每年增长6.1%～7.0%，在2021～2030年每年增长5.0%～6.2%。同样，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的联合研究估计也认为，中国在2011～2020年的增长潜力为8%，在2021～2030年为6%。再次，尽管GDP增长减缓至低于8%的水平，就业和通胀等指标却显示没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宽松政策。2012年CPI通胀率率先放缓，从1月份的4.5%下降到10月份的低谷1.7%，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缓慢回升到高于2%。劳动力市场也具有惊人的弹性：2012年，尽管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市场仍创造了1270万个新就业机会。农民工数量比一年前增加470万，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总数在一年内增加了980万。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将全国平均水平提升20.2%。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比一年前增长11.8%。

　　因此，决策者不再热衷于保8%以上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紧张，经济增长潜力已经低得多。比如在2012年，适龄劳动人口下降了350万。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做是一种策略，以允许经济增速处于新的增长潜力附近。当然，如果失业率意外上升，政府也可能再次实施更积极的政策以支持经济增长。

　　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

　　近年来，经济显示出明显的再平衡迹象。例如，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值从2007年的10.8%降至2011年的2.8%和2012年的2.6%（见图1）。据此，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称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前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于2013年1月指出，人民币低估程度已经小于五年前。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以及资本的双向流动实际上已经出现。

　　经济再平衡的另一个表现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程度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见图2）。这是农业获得更强的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更快上涨以及农村生产力稳步提升的综合结果。此外，直到最近，中国改革的成功还主要是在沿海地区。然而，得益于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制造业企业的迁移，以及西部丰富的资源禀赋，目前内陆经济增速已经快于沿海地区。

　　今年1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2012年基尼系数测算值，数据显示,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增加到2008年的0.491，表明收入分配在此期间持续恶化；此后基尼系数又逐年降低到2012年的0.474，表明2008～2012年收入分配逐年改善（见图3）。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对这一结果仍持怀疑态度。例如，最近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2010年基尼系数为0.61。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一种批评认为统计局忽略了家庭财产收入的差距，如不动产；另一种批评认为统计局低估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但是如果这一官方数据属实，则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官方数据还表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从2007年约三分之一增加到2012年的52%（见图4）。我们近期研究也发现，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后开始上升。虽然这一趋势尚未完全反映在官方统计中。官方统计数据中2008年后零售额的提升和消费的减缓是矛盾的。如果用消费相关零售收入增速与服务收入增速的加权平均得到一种新的消费增长率，可以发现，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这与官方数据表明的情况相同，但2008年以来消费占比则从48%反弹到2010年的52%，与之相比，2010年官方估计值仅为47%。李稻葵及其合作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得到了类似的发现。通过重新计算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他们发现，家庭消费的比重从2007年的36%反弹至2011年的38.5%。

　　促进新发展模式形成的关键因素

　　要素市场扭曲是过去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促成因素。同样，近期要素市场的变化也是促使中国经济向“常规发展”转变的主要原因。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独特表现，包括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不断增长的结构性风险，主要由低生产成本推动；出于同样的原因，成本结构的逆转也会让中国更像其他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常规发展”模式包括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上升，收入分配更为平等，经济结构更为均衡，产业升级加快和经济周期更为动荡。这些正是过去几年所发生的现象。

　　目前，劳动力市场已经明显显示出供给短缺的迹象，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工资就是证明。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为“事实上的利率自由化”敞开了大门 。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改革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定价。简言之，低成本优势和改革政策是推动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成功的两个主要贡献因子，但前者正在急剧衰减。目前而言，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尤其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工资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低端市场，直接降低了利润率。因此，这就会使过去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企业的再分配机制得到反转。由于这些中国企业的隐性补贴减少，出口和投资活动会减弱，因此，经济将实现再平衡。

　　也许，近年来增长潜力下降和通胀压力上升比较容易理解。随着经济的发展，增长会放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劳动力短缺和适龄劳动人口下降，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出于同样的原因，迅速上涨的工资也会造成通胀压力，因为成本上升只能通过更高的产出价格、更低的利润率或更快的生产率增长或者几者综合加以吸收。

　　那么，是什么推动近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呢？答案是家庭收入。当劳动力存在无限供给时，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工资率比较稳定，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会下降。这一趋势会在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迅速上涨以及工资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开始增长时发生反转。事实上，劳务收入占GDP比重也从2007年的41％增长到到2009年的47.1%，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消费占比。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现象，当它们各自经历刘易斯拐点后，消费占比开始复苏。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来消费真正提高的原因，也是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和相应的工资上涨，而不是政府政策。这也符合我们的论点，即要素成本可能是推高结构性风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调整要素成本也应有助于缓解一些结构性问题。

　　显然，再平衡仍处于早期阶段。例如，根据我们的估算，201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2%，大大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70%～90%的范围。通过不断调整工资，这种差距可能会缩小。预期的利率自由化，至少可能导致存款利率提高，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再平衡。彻底转变发展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超越初级收入分配来改善收入平等，完善社会福体系，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教育，以及促进金融和资本账户自由化。

　　结束语

　　中国正在经历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重大转变。年均增长率10%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目前增长率稳定在8%左右，但未来十年也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通胀压力正在上升，并可能最终稳定在5%左右。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类似经济发展阶段的情况相比，这样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并不独特。

　　尽管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市场参与者和公众的充分认识，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再平衡早已展开，并已经清楚地反映在经常账户盈余收窄、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城乡和地区差距缩小、收入分配得到改善等方面的调整中。我们将这一持续转型主要归因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尤其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当然，这些经济结构调整大多数还处于早期阶段。为了使中国成功转向更加平衡、更加高效和更加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政府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政策行动。

　　尽管新的增长模式更具可持续性，但是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中国失去低端产业的竞争力以后，能否通过创新和产业升级以获得新竞争力？在增加投入不再能够扩大制造业生产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创造足够的新就业机会？因此，即使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中国仍然面临着重大的就业压力。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经济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劳动力质量，即教育、技能和经验。目前，非技术工人占中国劳动力的主导地位，他们主要受雇于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损失可能会部分地被服务业就业增加所抵消，但仍有大量工人需要被高附加值产业吸收。因此，未来几年内需要在支持教育、培训和研究方面作出重大努力。

　　作者单位：黄益平、苟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蔡昉，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