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数次专项行动和强拆风暴的背后，是衍生出的各色潜规则。

　　原标题：潜规则盛行 白云区多年积弊难除

    28岁的李靖（化名）在白云区一个村子里长大，现在她是一名衣食无忧的村民，开一部白色凯美瑞，在一家小公司做些轻松的设计工作——因为家里有地出租，年年村里都有数额可观的分红，即使不工作，李靖也不用担心生计，“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工资多少无所谓，家里也不靠我这点钱”。

　　像李靖这样的年轻村民不在少数，他们享受着村庄的福利，却并不真正了解伴随自己长大的村庄。李靖所在的村子，“村官”是家里长辈的至交，可她仍然觉得“村官伯伯”遥远而疏离，她不能理解他们谈论的拆违、征地这些枯燥话题，还曾在饭桌上冒失地说起“村官落马”的事，遭到父亲的严厉呵斥。

　　宗族血脉、征地补偿、收益分红、基层选举……中国几千年亘古延绵的宗亲文化，加上城市化进程中，村庄里蕴藏着的炙手可热的生产要素，都让一座座小村子的“那些事儿”变得千丝万缕，交相萦系。

　　历史为白云区遗留下巨大的财富，但也累积了繁多的问题，仅以拆违为例，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种种乱象，绝非一时一地或一任父母官所致，但无论如何，却是给现任管理层出了一道颇具难度的考题。在现有平衡下维持或仅做表面文章，可能是一种“聪明”应对，但对白云区这道考题来说，则绝非是有智慧和担当的答案。

　　拆违之惑

　　●行动现场

　　加班加点常遇暴力对抗

　　随便找个搜索引擎，输入“白云区、违建”的关键词，查找出来的新闻报道数不胜数。“强拆违建，白云区钩倒三栋大楼”“白云区打击违建推出新规”“白云区开展集中拆违专项行动”……拆违在白云区好像是条永远也做不完的新闻。

　　在今年1月18日这场最近展开的拆违专项行动中，太和镇副镇长谢炳辉忙得难以招架。春节前，他几乎每天夜不安枕，“有什么办法呢，接了这个任务就得硬着头皮做。一拆到底，绝不姑息，这是向区委、区政府承诺过的”。

　　太和镇超过200平方公里的面积，谢炳辉给自己的指标是先拆掉在建的违建和刚建好的违建，春节前，几乎每天的工作不是在现场就是在路上。

　　主理拆违，并非全是人们想象中掌握了生杀予夺权力的差事，谢炳辉就称自己是老实人干老实事。他是个本地人，拆违直接干涉的就是村民利益，很多村民都认识，低头不见抬头见，被指着脸骂不止一次。

　　50岁出头的谢副镇长头发花白皮肤黝黑，新快报记者采访的当天他就在现场处理着拆违过程中的摩擦。“刚才拆违现场的一条柱子倒在了旁边的建筑物上，村民马上就围了上来。我在现场处理着呢！”

　　不少基层城管队员也有类似的困惑。每一次专项行动，都是他们加班加点工作的过程。这样的加班工作，长年面对的都是对抗、辱骂甚至暴力，但每次行动开始，仍然得重复。

　　一名城管队员私下告诉记者，真实的拆违与记者采访时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请记者到场时，我们都要提前做好控制局面的准备，请公安维持秩序，你们看到的是顺利拆违过程，但我们日常面对的拆违，经常会遭遇暴力抗拆”。

　　●潜规则

　　楼房刷绿漆“假装”农地

　　在无数次专项行动和强拆风暴的背后，是衍生出的各色潜规则。

　　退休城管H先生说，真有过这样的情况，“大家（村里面）都在搞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来了）这次你挡灾了，要被拆，那么相关利益的人就合份给你钱，赔偿你的损失，然后保住其他人”。H先生表示，能有这种空间去“运筹”，就是因为很多拆违行动都是“一阵风”，风头过了，没拆的人继续做生意，大家的总体利益仍然能保持。为了更好地对违建进行实时监测，白云区启用了卫星遥感图片查违建——卫星从高空对地块拍摄照片后，与之前拍摄的照片对比，可以很快发现哪些地方的土地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些“卫星图斑”，经过现场核实后就可以确定哪些新增用地是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项目。

　　但针对“卫星图斑”的天眼监控，违建单位很快想出“对策”。H先生在实际操作中就发现过多种“掩护方法”，比如用军用迷彩的帐篷覆盖建筑物顶部，让卫星看不到斑点；用一盆盆的鲜花和植物铺满被填平的农地，让卫星仍然看到一片的绿色；最简便的方式是把可能出现图斑的楼宇油漆上绿色，以逃过“法眼”。

　　到了专项查“卫星图斑”时候，用了上述“障眼法”、显示不出图斑的区域可以不拆，“这些可拆可不拆的地方就是某些愿意收钱的城管队员钻空子的灰色空间”。

　　●反思成因

　　城市迁徙占据村民应有利益

　　屡建屡拆，屡拆屡建。不论对利益驱动的建设者，还是对执行拆违的执法者来说，城市建设原本明朗的目标，一碰触现实的问题，似乎都卷进了一个不断重复的无解怪圈。这也迫使基层拆违执行者开始进行若干反思。

　　谢炳辉这样分析自己属地内的违建成因：大约从2007年开始，广州市将一次大规模的城市迁徙行动交给了白云区——大型的物流行业从靠近市区的同德、同和、京溪、上元岗等地开始北迁，太和镇就成了北迁的一个重要落脚点，货运场、物流园区开始大规模进驻。

　　“以前太和镇，户籍人口只有六七万人，加上外来人口也就十一二万人；后龙归镇并入，人口也不算多。但你看现在，50多万接近60万的常驻人口。”谢炳辉表示，就是物流业的进入带入了大量的人流，居住的需求几年间猛增，村民楼不断拔高，不断抢建就是要消化这样的需求，“先不说利益驱动，就是突然增加这么多人，来了都得有住处，只能建楼”。

　　太和镇下属大源村一个经济合作社社长Q先生也印证了这一说法。Q社长表示，四五年前开始很多物流园、货运场进驻到大源村的地带，而这些货运场和物流园区占地很大，有些更是要开山挖土的，“一方面没有安排给村民用于自身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园区大面积圈地，占去了村民应有的利益”。

　　1998年开始，各类的村民报建申请开始被一刀切斩断，“别说盖厂房，就是村民自己多盖两层楼都不行，只好违章，硬着头皮上，人人都这样了，自然就成了‘生活习惯’。”对于违建，他更多地认为是发展的必然，“如果村民的发展都没有被重视，其他事业发展的急速也只会是一种不公平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