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线城市楼市管理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首要原因在于，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重点城市，未来房价上涨很难通过政策打压控制得住。
今年的“两会”上，一线城市房价暴涨自然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议题，而各级管理部门的表态，更是成为楼市调控政策呼之欲出的信号。住建部要求，一线城市要严格执行限购政策和差别化的税收、信贷政策，打击交易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国家发改委提出，一、二线重点城市正在采取措施进行调控；城市主政者的应对更加积极，上海和深圳市委书记均表态，对房价非理性上涨，不会袖手旁观，必须加强调控，打击违规炒房等行为。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各级管理层的表态，或许意味着，此前的政策打压将接踵而来。但笔者认为，除了控制违规炒作，如借助P2P等场外融资“加杠杆”、中介恶意炒作等，过去仰仗的“需求侧”抑制，如提高交易成本（加税、提高利率）、降低交易杠杆（提高房贷首付比例）、加大限购力度等，不大可能成为政策重点。同时，着力“供给侧”将是一线城市楼市管理的主基调。
各级管理层表态中，透露出一个罕见的信号，即增加土地供应。事实上，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严控特大城市人口、严控新增用地的精神，2014年以来，国土资源部对特大和超大城市开始划定永久性开发边界，形成空间硬约束。但是，此次住建部很罕见地提出，一线城市要增加土地供应，稳定市场信心，而上海也重拾新增房屋供应的“90/70”政策，增加低总价住房供应；深圳除了要在“十三五”建设史无前例的40万套保障房外，还要向海洋要55平方公里。
由此，笔者认为，一线城市未来楼市调控或许转向“供给侧”，即多渠道挖掘供应潜力来满足需求，而不是像过去一味地打击或抑制需求。一线城市楼市管理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首要原因在于，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重点城市，未来房价上涨很难通过政策打压控制得住。在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和“阵痛期”，维持宽松的融资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制造业“去产能”和“去杠杆”已呈倒逼之势，加上利率从保护和管制到市场化，为维持银行的利润水平，从制造业分流出来的信贷额度会流向消费金融市场，即制造业领域“去杠杆”、个人消费金融领域“加杠杆”。
